诗的伟大

    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？“一言以蔽之”棗一句话，“思无邪”棗人不能没有思想，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，引导走上正路就好，譬如男女之爱。如果作学问的人，男女之爱都不能要 ，世界上没有这种人。我所接近的，社会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，例如出家的和尚、尼姑、神你、修女，各色各样都有，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。我跟他讲，你是人，不是神，不是佛，人有人的问题，硬用思想把它切断，是不可能的。人活着就有思想，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，孔子的“思无邪”就是对此而言。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，不经过文化的教育，不过过严正的教育，不会走上正道，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，就为了“思无邪”。这关系到很多问题。

    首先，一切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。只要使得思想纯正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们知道，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，是思想问题。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，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。学校里所谓的哲学，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。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，苏格拉底怎么说，抄一节；孔子怎么说，抄一节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，自己什么都没有，这种哲学只是文凭！

   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，要融汇古今中外，真正产生一个思想。可是，现在不止中国，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，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。

    第二，牵涉到人的问题。

    中国史上，凡是一个大政治家，都是大诗、大文学家，我常和同学们说，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，现在知道另不但有哲学，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。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，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，哲学家就是文学家，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，必须把中国五吉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。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，心理学就是心理学，生理学就是生理学，过去中国人作学问要样样都懂一点，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，那一本没有哲学？那一样不是哲学？尤其文学更要懂了，甚至样样要懂，才能谈哲学，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。譬如唐初有首诗，题名“春江花月夜”中有句话：“江上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是一样，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，在文字上有多美！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，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，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，哲学多得很。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。此其一。

    文史不分：中国历史学家，都是大文学家，都是哲学家，所以司马迁著的《史记》里面的八书等等，到处是哲学，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。此其二。

    文政不分：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，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，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，他提倡的。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，朱元璋的对联作 得很不错，他尽管不读书，却喜欢作对联。唐太宗诗好，大臣都是大文学家，如魏征等的诗都很好。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？因为在历史上，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。其次，像宋代的王安石，他的诗很好，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。所以中国文史不分、文哲不分、文政不分，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。我们业下个老粗皇帝汉高祖，他也会来一个“大风起兮去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”别人还作不出来呢！不到那个位置，说不定作成：“台风来了吹掉瓦，雨漏下来我的妈！”所以大政治家一定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。换句话说，如西方人所说，一个真正做事的人，要具备出世的精神棗宗教家 的精神。此其三。

    第三，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？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？因为人生就有痛苦，尤其是搞政治、搞社会工作的人，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、有痛苦、有烦恼。尤其中国人，拼命讲道德修养，修养不到家，痛苦就更深。我经常告诉同学们，英雄与圣贤的分别：“英雄能够征服天下，炒能征服自己，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，而征服了自己；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，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烦恼。”这是我们中国文化 传统精神，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，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。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，西方人就文化就付诸宗教；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，人人有诗的修养，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，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烦恼，自己作两句诗，就发汇了，把情感发挥了。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，一个为政的人，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、诗人的修养。我们年历史就知道，过去的大臣，不管文官武将，退朝以后回到家中，拿起笔，字一写，书一读，诗一诵，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。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。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，也差远了。

    由此我们已了解，孔子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日思无邪。”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，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，对于自己的修养，更要有诗人的情操，才能温柔淳厚，才能轻松愉快的为政。

    下面提出问题来了：

    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这个“道”是领导的导。刚才我们提出来，说孔子讲的为政，不是谈政治，以现在观念勉强说来，他讲的是政治哲学，或说是政治的原理。他说领导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，如果以政治体制来领导，再用法制来管理，“齐之以刑”，使大家不犯法，犯法就罚他。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，这样一业“民免”，一般人会逃避，钻法律的漏洞，而且他逃避了责任、法律及处罚，他还会自鸣得意，诊断你奈何他不了。毫无羞耻心。这和道家老子讲的“法令滋彰，盗典故多有”的道理一样，法令越多，犯法的人越多。

    因此孔子又说：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假如以道德来领导，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，“齐之以礼”，以礼教化。这就谈到礼义精神了，大家能自动自发，如果做错了，有那惭愧的心情，这样做到人人有耻，不敢做不道德的事，不要等到法律制裁，自己就很难过，这就是有耻。到了这种情形，则“且格”，就达到政治的目的。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、道德的感化，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不同了。不过，中国的政治，向来是道家、儒家、法家合作的。

    下面更有趣了。

    子曰：吾十 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
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

   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，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，要作自报告呢？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。他用简单几句话，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，艰苦奋斗的精神。他的身世很可怜，父亲去世的时候，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，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，他的责任很重。他说十五岁的时候，立志作学问，经过十五年，根据他丰富的经验，以及人生的磨炼，到了三十岁而“立”。立就是不动，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，确定了，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。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，“四十而不惑”，到了四十岁，才不怀疑，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。还要再加十年，到了五十岁，才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，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。到了“六十而耳顺”，这里问题又来了，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，耳腔发炎吗？这句很难解释，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。可能是“六十而”下面有一个句读。如果照旧，“耳顺”的道理就是说，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，学问修养，到六十岁，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，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，不生气，你骂我，我也听得进去，心里平静。注意！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，是很活泼，很明确是非善恶，对好的人觉得可爱，对坏的人，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，要这样平静，这个学问很难的。然后再加十年，才“从心所欲”。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，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：“不逾矩”。我们上街去看看，这家包子做得好，就拿来吃，“从心所欲”嘛！行吗？要“不逾矩”棗自由而不能迢过这个范围，所以“不俞矩”，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。

    讲到这里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、做事、做学问的经验，要放在为政里面讲。这经验太重要了，本来为政就是需要人生的经验。

    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，没有办法实验的，就是政治和军事。这两个东西，包罗万象，变动不居。从历史上看，古今中外的政治，专制、君主、民主、集体，究竟哪样好？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？尤其现代的中国，几十年来，西文的什么思想文化，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，结果如何呢？所以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，要有经验，要多去体会。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，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，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，并不简单，要效法他这个精神，在工作上去体会、了解它。

    从上面几段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：不管是为政或做事，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。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？简单的四个字棗“人情世故”。

    讲到人情世故，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，这是很坏的事。如果说“这家伙太世故了！”便是骂人。尤其是外国人批评中国人，几年前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，说中国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太重人情了。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，认为 [ 个外国人 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，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，就能懂中国文化，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。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，所谓“人情”，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提着一只火腿，前街送到后巷，左邻送到右舍，在外面送来送去的转了把月，说不定又转回到物归原主了。这只是情礼的象征，中国文化所讲的“人情”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。人情这两个字，现在解释起来，包括了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、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。

    “世故”就是透彻了解事物，懂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“故”就是事情，“世故”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，要懂得人，要懂得事，就叫做人情世故。但现在反用了以后，所谓这家伙太“世故”，就是“滑头”的别名；“人情”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。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，尤其外国人写的更不对。

    为政以“德”为本，再以学来培育“诗”的温柔淳厚精神，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？不然！不然！就好像一个军人，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，但是连枪怎么放都不会，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，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，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。所以《论语》行文的气轻轻巧一转，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。也就是告诉我们，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。我曾讲过，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，最简单扼要的，不外中国的四个字棗“安居乐业”。所有政治的思想、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；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，如何能乐业。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或以看到“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”这八个字，现代一般人看来，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。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，如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，对任何国家，任何民族，任何时代来说，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。而这些老古董，就是透彻了解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。

　返回

   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，尤其儒家更讲孝道。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，加上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等，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。《孝经》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。我们要研究孝道，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《孝经》，《孝经》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？不单是对父母要孝，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，爱天下人，谓之大孝。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，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样的，所以后来发展下来，唐宋以后的论调：“求忠”臣必于孝子之门。一个人真能爱父母、爱家庭、爱社会，也一定是忠臣。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，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，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？这大有问题。关于忠字有一点，是古从讲的：“慷慨捐身易，从容就义难。”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，等于太保打架，打起来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，脾气来了，真勇敢，视死如归，假如给他五分钟时间去想想看该不该死，这就要考虑了，”从容“棗慢慢的来，看愿不愿死，那就很难说了。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，要有真感情，真认识的人，才能够尽忠。

    因此，从政的人，对天下要负公道的责任，视天下人如父母，那才是真孝，这是大臣的风度。所以“无违”，就是不可违反人心。

    以个人而言棗所谓孝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，你只要记得自己出了事情，父母那么着急，而以同样的心情对父母，就是孝。所以为政的道理，要知道民间疾苦，晓得中、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那里。所以爱天下人，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，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，从政者，必须记住这个道理。

    当然，从政者不知民间之疾苦，往往是失败的，我们看到晋惠帝当天下大荒年的时候，太监对他讲大家没有饭吃，他说：“何不食肉糜？”他就不知道连饭吃不上，哪里吃得到比饭还不容易的肉糜。这就是不知道民间之疾苦。

    同样的，除了帝王政治以外，我们做任何一个主管，对于大小事情都应该知道，尤其对于下层的事务，更是不能马虎。

    然后，我们要讨论到一个孝道的大问题。中国文化，对于家庭教育来讲，素来就有以“忠孝传家”相标榜的，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，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历史文化了。中国这个民民族 ，这个国家，与欧美各国都不同。所以这几天，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，大谈欧美情形，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，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，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，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。我告诉他们，研究西方文化，不要只以美国为对象，美国立国还不到两百年，谈不上什么，要从整个欧洲去看，而研究欧洲文化，必须研究希腊文化，从雅典、斯巴达两千多年以前开始。同时要知道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，中国这个国家，因为地理环境影响，能够“以农立国”，欧洲做不到，尤其希腊做不到，他们要生存，必须发展商业。过去欧洲的历史，在海上的的所谓商业，看得见就是做生意，看不见时就做海盗，所以十六世纪以前，西方缺乏财富，穷得一塌涂。十六世纪以后，抢印度、骗中国，黄金才流到西方去，所谓西方文化、经济发展等等，原先都是这样来的。

    我们了解西文文化以后，再回头来看中国，中国以农立国，有一人文化精神与西方不同，那就是中国人宗法社会。三代以后，由宗法社会，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。一般计是的封建，是西方型的封建，不是中国的封建，把中国封建的形态，与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隶制度摆在一起，对比一下，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，完全搞错了。中国的封建，是由宗法形成的。因为宗法的社会，孝道的精神，在周以前就建立了，秦以后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庭的社会，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，那么家庭的教道，把范围缩小了，但精神是一贯的。这个孝字，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，是人情世故的扩充，把中国这个孝字，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是在西汉以后，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。我们看到廿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，他就是晋朝的大臣。晋朝以后，南北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一直下来，都是“以孝治天下。”我们年历朝大臣，凡是为国家大问题，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，所提供的奏议，很多都有“圣朝以孝治天下”的话，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，然后该“如何如何”提出建议，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、优点

返回

    下面正式谈为政的道理。关于孔子对人的观察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

这是孔子观察人的道理。

   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，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，尤其现在很流行。这两种事，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，就是世界各国，有所谓意大利相法，日本相法等等。由此可见了任何国家民族，都很流行。讲中国人看相的历史，那很早了，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。

    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，职业分类的科学，这些是从外国来的；而我们的《人物志》，却列好，是真正的“人事管理”、“职业分类”，指出那些人归哪 一类。有些人是事业型的，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，不要安排错了，有的人有学问，不一定有才能，有些人 有才能不一定品德，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，是第一流的人，这种人才不多。

   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，读书不多，但他从人生经验中，得来几句话，蛮有意思，他说：“上等人，有本事没有脾气；中等人，也有脾气；末 等人，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。”这可以说是名言，也是他的学问。所以各位立身处世，就要知道，有的人有学问，往往会有脾气，就要对他容忍，用他的长处棗学问，不计较他的短处棗脾气。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，而是他自己的毛病，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，与你何关？你要讲孝道，在群道上你要爱护他，尊重他。后来他和我谈话，道歉一番，我便问他要谈的正题是什么？先不要发脾气，只谈正题，谈完了再让你发脾气。他就笑了。

   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。“视其所以 ”棗看他的目的是什么？“观其所由”棗知道他的来源、动机，以法更换观点来说，就是看他的犯意，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，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，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。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人被控用刀杀人，这是有罪的，要偿命的。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，包可无罪。被告为了保命，就是上当受骗，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了。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，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，将“用刀杀人”的“用”字，轻轻加了一笔，变成“甩”刀杀人，没有犯意，是无罪的。

    所谓“刀笔之吏，弄其文墨，”从政的人，都要了解这一点。公事办久了，从政久了，法律熟了，专门在笔杆上做工夫，害死人杀死人，比刀还厉害。

    所以讲到这里，要“视其所由”，看他的来源，整个行动的经过。“察其所安”，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于什么？能不能安于现实。这是心理上的问题，一个人作学问修养，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，就大有问题。有些人有工作时，精神很好；没有工作时，就心不能安，可 见安其心之难。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，以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基所安。”这三个要点观察人，就没什么呆逃避的了。看任何一个人作人处，他的目的何在？他的做法怎样？（前者属思想方法，后者属行为方面。）另外，再看他平常的涵养，他安于什么？有的安于逸乐，有的安于贫困，有的安于平淡。学问最难是平淡，安于平淡的人，什么事业都可以做。因为他不会被事业的所困扰，这个话怎么说呢？安于平淡的人，今天发了财，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；如果穷了，也不会觉得穷，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。所以安心是最难。以这三点观人，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。

    接下来的一句话，是我们都很熟悉的。

    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

    从文字上去解释，大家都知道，意思就是温习过去，知道现在的，便要中以做人家的老师了。照表面文字上的解释，止此而已，实际上我们要更深一步体会。“温故”棗说过去的我们要知道，譬如讲中国历史，上下五千年，二十五部大史，真不容易，倘使读历史的，目的并不在拿学位，那么为了什么呢？为了“温故知新”，认识了过去，就知道未来，这样，“可以为师矣”，过去就是你的老师，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”温故而知新就是这个意思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前面的成功与失败，个人也好，国家也好，是如何成功的，又是如何失败的，历史上就很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很多。刚才和人闲谈，就谈到过，现在这一代青年作学问很难，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棗过去，也要知道现在社会的新学问，不但是国内的事，国外的事也要清楚，古今中外都要了解，所以为政的人，更要注意这事，为政到底是要有学问的，所以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这样才真能师法过去的历史，判断未来新的事物的发展。

返回

    下面接着是：

    子曰：君子不器。

    如照字面翻成白话就很好笑了棗孔子说：“君子不是东西。”提到这个思想，我常说我们中国人实在了不起，个个懂得哲学，尤其骂人的时候更是如此。譬如说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”拿哲学来讲，我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，因为人的生命究竟怎么回事，还搞不清楚嘛！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。

    但孔子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“为政”要通才，通才就要样橛懂。“不器”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，一个为政的人，就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。从表面上看，一个很好的大政治家，好像一个很好的演员，演什么角色，就是什么角色。当演工友的时候，就是规规矩矩扫地倒茶，当深大官的时候，温温和和就是作官，干那一行就是那一行。“君子不器” 这个学问，就是成功了真正的通才，否则只有变成专才、专家。所以君子不器放在为政篇，就是说明政在这方面的道理，换句话说：“允文允下，也便是君子不器” 说明。

    《论语》在这里讲到了君子，什么是君子呢？下面提到：

    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

    儒家孔孟思想，经常提到君子，什么是君子？孔子说，把实际的行动摆在言论的前面，不要光吹牛而不做。先做，用不着你说，做过错了，大家都会跟从你，顺从你。古今中外，人类的心理都是一样的，多半爱吹牛，很少见诸于事实；理想非常的高，要在行动上做出来就很难。所以孔子说，真正的君子，是要少说空话，多做实在的事情。

    接着下来，对于君子的涵义，又有一说：

    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

    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是什么呢？周是包罗万象，就是一个圆满的圆圈，各处都到的。他说一个君子的作人处世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不是说对张三好，对李四则不好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叫比而不周了。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，合适一点，就对他好，不大同意李国这个人，就对他不好，就是“比”。一个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样，爱人是不能分彼此的，我们对于人，好的固然好，爱他；但对不对的更要爱他，因为他不好，所以必须去爱他，使他好。这样一个真正的大政治家，也就宗教家，也就是教育家的态度，这就是“周而不比”，要周全，不能比附一方。“比”是什么呢？“比”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，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。因此 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呢？相反，是比而不周，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，什么事都以“我”为中心、为标准，这样就不能够普遍。

    讲到这里，君子的道理还没有讲完：

    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

   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，过去的历史，对于人才，有三个基本原则，便是才、德、学。有些人 的品德是天生的棗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棗但没有才能。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，可以守成，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，好得很；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，冲出动，那他办不到，他没有这个才，他只有守成之才，没有开创之才。所以守成之才，偏重品德。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，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，那就是学，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。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，但还是需要学问来培养的。

    讲到学问，就需两件事，一是要学，一是要问。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，接受前人的经验，加以自己比经验中得来的，便是学问。但“学而不思则罔”， 有些人有学问，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，那么就是迂阔疏远，变成了不切实际的“罔”了，没有用处。如此可以作学者，像我们一样棗教书，吹吹牛，不但学术界如此，别的圈子也是一样，有学识，但没有真思想，这就是不切实际的“罔”了。

    相反的，有些人“思而不学则殆”。他们有思想，有天才，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，那也是非常危险的。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，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，结果陷于自害害人。

返回

    诗教并不是教人作一个诗人，酸溜溜地“关门闭户掩柴扉”有什么意思？要懂诗，透过诗的感情以培养立身处世的胸襟，而真正了解诗背后的人生、宇宙的境界，这才是懂得诗的道理。换句话说，人更 要注意这个“素”字，素就是平淡。所以孔子在后面提到“素富贵行平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。”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：“唯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”所谓大英雄，就是本色、平淡，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，最平凡的 也是取了不起的。换句话说：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看起来是笨笨的，事实上也是最笨的，笨到了极度点，真是绝顶聪明。这是哲学上一个基本的问题，人没有谁算聪明，谁又臬笨，笨与聪明只是时间上的差别。所谓聪明人，一秒钟反应就懂了，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，这五十年与一秒钟，只是那么一点差别而已，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。唯大英雄能本色棗平淡。上台是这样，下台也是这样。氢曾国藩用人，主张始终要带一点乡气棗就是土气。什么是土气？我是来自民间乡下，乡下人是那个样子，就始终是乡下人那个样子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所以彭玉麟、左宗棠这一班人，始终保持他们乡下人的本色，不管自己如何有权势，在政治功业上如何了不起，但我依然是我，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。另一句“是真名士风流”，同一意义，不再重复了。

    这一段说明了“绘事后素”，是指一个人不要迷于绚烂，不要过分了，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不必“锦上添花”，要平淡。

　 返回

    子入大庙，每事都问人。于是有人笑他说，一般人乱捧，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，处处懂礼，可是他进了大庙，什么都不懂，事事都向人请教。这话被孔子知道了，他说：“这就是礼啊！”以前我们提到过，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，风俗习惯不同，对人家的事，不懂的应该多问。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，求学问也是一样，做事也是一样，诚恳向人请教，就是礼的精神，也是作人的道理。

    作人做事，够不够道德的标准，只问合不合下道，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。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，环境不对，时代不对，他也就无从表现，这有什么办法？由此触类旁通，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。

    古时候每月的初一，主政者要代表国家 ，向天地祖宗，禀告所作所为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告朔”。用现在观念来说，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。对认发表呢？对天地鬼神。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，讲了不兑现的也有。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，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，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。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着重。

    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头号。子贡当时想，拜拜就拜拜。这头羊可以省下来。而孔子告诉子贡说，你的主张也对，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，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，不过我不主张去掉，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，而是因为它代表一种精神。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，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，但现在的人，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，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，所以子贡爱这只头号，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。

    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，在社会上，或在政治上，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，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情，而必须要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。如口惠而实不至，有时候就要失败了。

    这里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，颇为感慨。

    子曰：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。

    这段话，连起上一段来说，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，我想大家有时也 会有 同感。一个人想做 个忠臣，有时候也很难。对主管、对领导人尽礼，处处尽忠合礼。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。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。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，都有这种经验。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，见解不周到，受环境影响，只好变了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还是以礼为准，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，别人尽管不了解，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。诚正的建立，久后自知。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

返回

    鲁定公问孔子什么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，而孔子答复他的，是领导的道德，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。换言之，乃是在驳鲁定公。认为用方法棗手段棗是错误的，所谓领导应该是以“德”领导人。鲁定公问，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，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？相对的，一个忠贞的干部，对于领导人，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？孔子则用两句话，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棗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，但孝道也是相对的，“你慈子孝，兄友弟恭”，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，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，两者是对立的。忠也是一样，就如孔子的话，上面对下以礼，礼敬棗也是爱的一种形态，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。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，道德的风行，则下面对上面自己就敬而忠了。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，不是建立在手段上，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。

    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，意思是说，你不要谈领导术，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，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。礼是包括很多，如仁慈、爱护等等，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，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，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一交换，这忠心就换出来了。

   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，乱到持德者寡，用术者多，所以孔子提倡仁，提倡孝，提倡道德，因为大家都用手段。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，常说“你少用手段”，尤其这六、七十年来，每论团体或个人经验，列手段的一个比一人高明，谁都玩不过谁，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。所以，还不如规规矩矩，诚恳的好，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，这人手段还值得玩，这也是最高明的。这六十年来的变乱，对于手段，谁都学会了 ，谁要玩几套手段，别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只有老实人最可爱，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，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，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。我们从现实生活中，也可体会出来。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这几句话的时候，就是针对当时的风气。一个风气之来，就像台风一样，不但下层、中层社会受影响，上层也是一样。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，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，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，开了这个药方。

返回

    子贡问孔子“何以谓之文也？”一个人一生作人做事，要怎么样才够得上称作“文”？“子曰：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”一个人聪明棗聪明的人不大好学的，而且聪明的人往往以为自己的学问够了，尤其我们现代人，容易犯这个毛病，好像自己什么都懂；而且现代人犯一个更大的毛病，地位越高了，好像自己学问了随之而越高深了，这是很成问题的。要敏而好学，越聪明越好学，为自己，为事业都好，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。第二点更难了：“不耻下问”，什么叫下问？比我不如的人，也要虚心向他请教求证。人要有自知之明，那样行就是行，即使行了，以能问于不能，作为参考，这才叫能够集思广益。孔子说一个人能够敏而好学，再加上不耻下问的谦德，才符合“文”这个字的内涵。曾国藩的了不起，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，他的智囊团组织大，第一流的人才都参加，大家的智慧变成他的智慧。诸葛亮的了不起，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。所以要“敏而好学”、“不耻下问”才叫做“文”。

　 返回

    孔子评论一个人，是当时春秋时代，比孔子稍稍早一点，郑国有名的首相，对郑国有了不起的贡献的，名叫子产。

    子谓子产，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

    子产是历史上有名 的好宰相，好政治家，孔子非常佩服他，说他特别有四点君子之道，不普通的常情、德业、修养等等可比。因此孔子对他四个长处，在历史价值上加以评论。他说子产自己严肃得很，管理自己非常恭谨，不马虎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一个人对自己最易放松，往往认为错处总是他人的，很少对自己的错失反省，而子产得到“行己也恭”，实在难得。同时又“事上也敬”，子产做首相，对于主上非常恭敬。恭是自己内心的肃诚 ，敬是对人对事态度旧的严谨。换言之：对上接受命令时，不只是服从，有好的意见时要提出力争。执行命令，要尽心，不只是敷衍了事。最怕的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；你要他提意见办法，他表示没有异议，你教他执行，他又呆在那里。而子产对上对下都能敬于其事。“其养民也惠”，他能促使经济繁荣，对于社会百姓，大家能得其所养，安定生活，对于社会有贡献，有恩惠给人民，因此老百姓感恩于他，他有命令下达时，各个服从。但是“其使民也义”，他又非常合理、合时、合法，人家乐意听他用，的确是大政治家的风范。所以郑国有子产才能兴起业，因为他有四点君子之道。这四点长处并不仅是政治家才应该具备，而我们不是政治家就用不着，没有这种事。如果我们拿这四点来作人处世，就是成功 平，所谓君子之道，大有可望了。

    孔子讲到另外一上人，就是晏平仲。他说这个人作朋友了不起，历史上有他的专门著作—— 《晏氏春秋》。晏子是大政治这，可说是孔子前辈，年龄虽然差不多，但比孔子也道早。孔子尤其佩服他这个人对于交朋友的态度。他不大容易与人交朋友，如果交了一个朋友，就全始全终。我们都有朋友，但全始会终的很少，所以古人说：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”到处点头都是朋友，但不相干。晏子对朋友能全始全终，“久而敬之”，交情越久，他对人越恭敬有礼，别人对他也越敬重；交朋友之道，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棗“久而敬这”。我们看到 许多朋友之间会搞不好，都是因为久而不敬的关系；初交很客气，三杯酒下肚，什么都来了，最后成为冤家。

    讲到这里，我们想到中国人的夫妇之道棗“相敬如宾”。夫妇之间，永远保持谈恋时的态度棗相敬如宾，感情一定好。不但夫妇如此，朋友也如此。扩而大之，长官对于部下，也是这个道理。

    空虚“敬”的作用是什么？好像公共汽车后面八个字的安全标记：“保持距离 ，以策安全。”少碰为妙。

    普通人交朋友，恰恰与晏平仲相反，时间久了，好朋友变成冤家，这对五伦中的友道，实在有亏。尤其是我们这一代青年，对任何人都不大相信，友道根本上已成了问题。必须急图匡正，以便维系“久而敬之”的交友原则。

　 返回

    冉雍有一天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孔子，讨论到子桑伯子这个人，在《庄子》这部门中也曾经提到过，他非常豁达。在秦汉以后的文化中用豁达这两个字，很有内涵。《史记》上写汉高祖，也有这种字句。达者指度量的宽大，讲得好听点是豁达；讲得难听点，就是“吊儿郎当”，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，穿衣服领带都打成歪的，扣子也扣不好，说不定领子也经常翻起来。这个样子，也有一半像豁达棗不在首。子桑伯子，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

    豁达的人往往太简。关于这个“简”字，值得研究了。我们须要特别了解：孔子经常提到的“简”，就和老子所提到的“俭”，观念是一样。这两个字的定义，在古文中几乎完全是一样。只是两个字的表现不同而已。孔子说子桑伯子从简，一切都是简化，近乎豁达，批评得简单明了。那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。他说做一个领导人“居敬而行简”，如果对一件事棗处事，对一个人棗待人，都有敬重的心理，事情自然就可以简化。这样来处理老百姓的事情，和一般社会的事务，就对了。如果说内心的精神，没有尊重这件事情，没有重视行政组织，没有“敬业”的心理，只是满不在乎，以此来标榜简，以简化的目的来实行简化，就变成一种权术、一种手段，就不是政治的道德，这样就未免过分简化。在我们历史文化上，做领导人的，要注意所谓“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”上位的人，爱好一件事或一种动作，标榜一事提倡某一点，下面的人就群起效尤，做得更热烈、更过火了。孔子听了冉雍的话，马上就说，你的话对，我一时说错了。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民主态度及教学精神的诚敬之处。

    下面又提出一个最有名弟子的重要问题。鲁哀公问，你学生中，哪一个能真正继承你的学问？最好学的是谁？孔子说，只有颜回。他认为继承学问道统的是颜回，不一定有帝王之才。却有师道的风范；而冉雍则有帝王之才，颜回足为人师的学问德业在哪里呢？“不迁怒，不贰过。”但是“不幸短命矣。”可惜他已经死了。“今也则亡”，现在就没有了。“未闻好学者也”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好学的人了。从这段话又证明了我们的一个观念棗学问并不专指文学知识。

    现在要讨论的是“不迁怒，不贰过。”这六个字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。孔子也认为，除颜回以外，三千弟子中，没有第二个人。凡是人，都容易犯这六个字的毛病，“迁怒”，就是脾气会乱发，我们都有迁怒的经验。举例来说，我们最容易迁怒的是自己家人，在外面受了气回家，太太好心前来动问：“今天回那么晚？”于是对太太：“你少讨厌吧 ！”这就是迁怒了。其实并不是骂太太，是在外面受了气，无处可发，向太太迁怒了，所以我们有时候，对长官、对朋友，也要原谅。很多人挨了长官的骂，仔细研究一下，这位长官上午有件事弄不好，正在烦恼的时候，你再去找他，自然挨他的骂，这是被迁怒了。处理事情也是这样，我们看到历史上，有些人做了历史的大罪人，就由迁怒。有的因为对某一个人不满意，乃至把整个国家拿来赌气赌掉了。不迁怒真是太难的事。

　 返回

    我们讲一个故事：

  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，德国的名宰相俾斯麦与国王威廉一世是对有名的搭档。德国当时会强盛，不但是俾斯麦这个首相行，同时也因为有这个宽容大度的好皇帝。威廉一世回到后宫中，经常气得乱砸东西，摔茶杯，有时连一些珍贵的器皿都砸坏。皇后问他：“我又受了俾斯麦那个老头子的气？！”威廉一世说：“对呀！”皇后说：“你为什么老是受他的气呢？”威廉一世说：“你不懂。他是首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下面那许多人的气，他都要受。他受了气哪里出？只好往我身上出啊！我当皇帝的又往哪里出呢？只好摔茶杯啦！”所以他能够成功，所以德国在那时候能够那么强盛。

    这就讲到人生的修养与迁怒，一点事情不高兴，脾气发到别人身上，不能反省自讼。尤其是领导别人的，要特别注意。

    第二点最难的，“不贰过”。所谓贰过，第一次犯过错，第二次又犯。等于我们抽烟一样，这次抽了，下决心，下次再不要抽，可是到时候抽起来了。再犯同样的过错，这就是“贰过”。孔子说只有颜回才能做到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这六个字，人们真能做到如此，不是圣人，也算是贤人了。

    “迁怒”的意义发挥起来还很多，总之，我们作人做事，要尽量注意“不迁怒，不贰过。”那么，“虽不中，亦不远矣。”

    事实上，我们所讲 的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，只是其中的一小点。如果认真的研究起来，这两句话概括了全部历史哲学，也概括了人类的行为哲学。人若真能修养到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，那是太不容易了。所以孔子再三赞叹颜回，是有他的道理。

    譬如我们说“怨天尤人”，就是迁怒的一例。一个人到了困难的时候怨天，这时普通的事。说到“怨天”，如韩愈所说的，一个人“穷极度则呼天，痛极则呼父母。”这是自然的现象。一件事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，就叫作穷。上旨往往情不自禁地会感叹：“唉！天呀！”身上受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，往往就脱口而出：“我的妈呀！”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。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心理上就逃避现实，认为这是上天给我的不幸。“尤人”，就是埋怨别人、诿过于人，反正是“我没有错”。所以一个人为朋友效力，受人埋怨，是难免的。尤其作领导的人，受人非议，更是必然。所以老子说：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。”这句话也就是包含了要我们效法天地广大包容的气度。

    至于“不贰过”这层修养，比起“不迁怒”的操守，那是更深一层的功夫了。

返回

求知识学问的方法

    下面是发挥孔子做学问的要点。

    孔子说，有些人自己无知，一切不懂，却冒充内行去做了，他说他绝对不做这样的事。所以大家要学孔子，出去做事做领导者，不懂就是不懂。中国讲领导学，真正的领导便是善于用人，而不一定自己懂得多。如汉高祖，他又懂哪一样？他的长处就是能够坦率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懂。最怕的是自己认为什么都懂，这是最严重的错误。作为一个领导者，最好的办法，是自己即使懂了，宁可说不懂。诸葛亮本来什么事都懂的，他为了“集思广益”，仍然请教别人。以能问于不能，这是最聪明的办法。可是人有一个毛病，懂了以一一定喜欢表现出来。这种态度，做学者可以，真去做事，就不可以，是大忌讳，至少自己会很辛苦。上面太能干了，下面就无人才可用。下面有才干也发挥不出来，因为对部下骂了两次笨，第三次部下有了好的意见也不敢说出来，都唯唯诺诺，领导 就得自己辛苦了。这还算好，最讨厌的是“不知而作”，自己不知道，又硬充内行，那就更严重，千万不可犯这个错误。

    不但如此，孔子还告诉我们：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”这个“闻”字，包括了多读书、多听、多问。所谓学问，一边学要一边问，多请教人家，听人家的意见。听来的不一定对，还要有所选择。对好的见解，就要采纳。仅听还不够，要加上经验，所以要多见，还要亲眼看见。读历史的人，如果没有经过相当事实的体验，读历史也没有用，最多不过是个书呆子。譬如说，讲如何作领导人的理论很容易，但一定要在一个单位，甚至小单位做过当权领导人，才能体会得到。所以要多见，多亲自经验体会，而且还要用心记下来，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这样才有用。

    这两句话合起来：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。”这是求知识学问的第二等人才。第一等就有天才，反应灵敏，如 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，张良为什么帮助汉高祖？他最初自己要出来反抗秦始皇，行刺不成，最后遇到刘邦。有人问张良，为什么愿意帮助刘邦？张良说，我所有的意见，别人都不懂，只有刘邦懂，所以愿意帮助他。刘邦也的确有领导的天才，像韩信有一次不出兵，派一个人来见刘邦要 求封韩信为假王棗三齐王。刘邦一听气了，桌子一拍，正要大骂。张良、陈平在桌子下踢了他一脚。刘邦本已骂出口了：“他妈的……”可是被他轻轻踢，立即改口风：“他妈的！要封就封真王，还封什么假王？”于是封韩信为三齐王。从这件事看，张良不用说话，轻轻踢他一脚就懂了。可是像我们，别说轻轻踢一脚，就是把屁股打烂了，还是不懂。历史上这类事多得很，有些人的确是聪明。所以孔子说第一等人是天才，既然不是天才，就要学问要弥补。自己不是天才，又不肯求学问，就是“不知而作”的，那就完了。不是天才，学问怎么来呢？多听人家的，多看、多经验、多跟人家学，这就是“知之次也”。

　 返回

大丈夫当如是乎

    下面继续说孔子作人处世的态度和修养。

    我个人经常认为棗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，我个人见解不一定对，只是提供大家作一个参考棗孔子了不起的地方，除了他的学问、道德、修养以外，我以前说过，他在当时的确可以推翻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，取而代之，但他绝不这样做。

    说到取而代之，我们讲一点题外话。读《史记》，刘邦和项羽两个人，分别看到秦始皇出巡的那种威风与排场。项羽看后，对朋友说：“彼可取而代 之。”用白话说是“老了可以把他拿下来，我来干！”刘邦看后则说，“大丈夫当如是也。”用白话来说：“一个大丈夫，应该做到这样，才够味道。”根据行为心理，同样一个观念，但两个人表达的气度，完全不同。一个：“你下来！我要坐。”而另外一个说：“这个位子，可让我坐坐吧？”然后坐下来。气量就不同。所以我们读历史，这些文字上的要点，应该特别注意。

    我们回头再说正题：孔子当时那么多门弟子，而在那么少人口对比下，等于现在一上非常大的党组织。尤其在孔子那个时期，春秋战国的变乱已经那么久了，他又有三千弟子，都是各国的优秀分子，政治、经济] 、军事各方面人才都有。只要稍微动一动，任何一国的政权，他都可以取而代之，但孔子始终不干这种事情。为什么呢？他认为这样，影响并不久，不是千秋万代的事业，要影响得悠久而博大，不在于权力，而在于文化与教育。当时，这些弟子们对他，科捧成一个大党魁，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“素王”，这是真正的王。所谓“素王”，是没有土地，没有人民，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，他的王们的权势就永远存在，称孔子为“素王”，等于佛教中称释迦牟尼要权力，而他的声望、权威和宇宙并存。同时，孔子本身，始终是一副救人救世的心肠，并没有把富贵、权们当一件事情。当时，孔子有一段时间生病，子路就把同学组织起来。把孔子视同一个皇帝或社会组织的领袖，而叫同学们为臣，好像是层层节制的部属。这里的“臣”是阶级的观念，俨然显示出政府组织的味道。

    后来孔子病好了一点，知道了这件事，就感叹：“久矣哉！”他说我病了这样久，在这段期间“由之行诈也。”他就骂子路，你怎么光做些欺骗的事情，自己欺骗了良心，违背了道德。“无臣而为有臣”，我本来是平民老百姓，又不是帝王，为什么把同学们组织成这样？把我变成这样？“吾谁欺？欺天乎？”你骗人，这个罪过可是我背了，我本来是老百姓，你硬把我变成这样，这不是骗人吗？骗自己？还是骗天呢？

    看到这里，我们有个感想，这感想要从经验来。我们发现，有时候当一个领导人，往往会被部下捧坏了。根据过去的经验，我们自己并不想这样，下面的人会把我们捧成这样。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要注意，假使将来有那样的地位，要留心被别人捧，到了那样地位，别人都说你的话说得对，要留心被别人捧，到了 那样地位，别人都说你的话说得对，都地你说“是的”。这里你要考虑，不要给人捧坏了。历史上有很多人，到了某一阶段会昏了头，就是被下面捧坏的。还有，当一个领导人，自己要想下台下不了，下面的人不让你下来。像有们工商界的朋友，不想做。我劝他说，你做做好事，你现在关门是舒服了，可是你要想到下面一万多员工，加上他们的家属，有好几万人靠你吃饭，你不能说不干。我劝他不要以工商的观点，而以社会事业的观点继续做，这样就伟大，所以人到了某个时候，自己想下台，有下不了台的痛苦。

　 返回

不落醉梦中

    下面说孔子平常的生活。孔子说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在外面，参加政府会议的时候，（“出则事公卿”的“事”字是动词。）与这些高级的国家大臣在一起，参加会议，正式从事于国家的政务。回到家里则“事父兄”，规规矩矩是一个家庭里的成员，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没有官架子。在父亲的立场就尽到父亲的责任；在弟弟了立场，对兄长，对家里 的人就应该尽到作弟弟应尽的义务。这两句话，以现代的观念来说，当一个公务员，上班的时候，规规矩矩从事公家的事，尽我的责任，守我的本分。回到家里，做家庭中一个很好的成员，当父亲尽父亲的责任，当丈夫尽丈夫的责任，当妻子尽妻子的责任。

    “丧事不敢不勉”，对于生死大事，尽量的周到，朋友之中有人家里出了大事，有人死亡，就尽量的帮忙，对于朋友的红白贴子，喜事可以礼到人不到；对于丧事，礼到人也到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不去殡仪馆行个礼是讲不过去的。对于增家，要安慰问讯他们，有没有事需要自己帮忙，如果有，立刻就去。这是孔子说的丧事不敢不勉，就是在患难时需要朋友，否则人类交朋友有什么意义？光景好的时候才来往，那不是多余！光景好到处都是朋友。

    第四点妃子“不为酒困”，喝酒没有喝醉过。我是天生不会喝洒，也讨厌喝酒的人。不过因为不会喝酒，我也自己试验过，看看喝醉了什么滋味。我的结论是不相信人会喝醉，如果有人喝了酒乱说话，我照样认为是装疯。没有人会喝醉的，试试看他绝不会吃大便，他绝不会骂他的妈妈，不会揍他最爱惜的人。孔子说“不为酒困”不只是喝不醉的意思。实际上人都在醉梦中，如果以哲学看人生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清醒过。爱情地醉，富贵的醉，没有哪样不醉。道家的吕纯阳有两句诗说：“浮名浮利浓于酒，醉得人间死不醒。”吕纯阳以道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大家都在醉中，临死都没有清醒过。现在《论语》上记载孔子“不为酒困”，在我个人的看法，就有这种意味。孔子说除了这几点以外，“何有于我哉！”意思说，我这个人非常平凡，出去作公务员就规规矩矩是个公务员，回到家里就规规矩矩是家里的一分子，朋友之间有困难，尤其是有丧事这类患难，则一定尽力帮忙，平常作人，不在迷醉中。队了这几点以外，一无长处，一点学问都没有。

　 返回

历史人物典型的塑立

    下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。孔子有大臣与具臣的分别。中国历史上的高级干部，归纳起来大概有这几种特称：名臣、大臣、忠臣、奸臣、贤臣、佞臣，加上《论语》中孔了思想的具臣等等。这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国家高级干部的标准。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？几千年来，名垂青史，只有诸葛亮、王阳明、曾国藩等可数的若干人而已。他们都是名臣，有名望。有些还不一定就是大臣，这更不多了。其他忠臣、奸臣、佞臣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。至于“具臣”，只是够得上做个具员而已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留名实在不容易！中国历史，自然有个规格，不和当时权势有多在，最后这笔帐是算得很公平的。像清朝皇帝下命令，修明朝的历史，而明朝许多大臣，最后投降满清的，仍然把他们定格为“二臣”。这是康熙下的定论。虽然这些人很忠于清朝，但在皇帝的心目中，他们还是不行，只是二臣。历史上这些地方，是公理昭然的，把这个观念说清楚了，再回过来说本文。

    季子然是鲁国人，他问孔子说，请子路和冉求两个人出来做事，他们是不是够得上做国家的大臣？孔子说，我还以为你问我其他什么特别的问题哩！原来你是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人的事啊！我告诉你，真正的大臣是“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”自己有理想、有主义，辅助一个主体的人，使这个主体的人，向理性的标准、理想的主义，仁道的思想这条路上迈进。假使这个主体的人，不听这种意见，宁可算了，不肯干下去。这是“大臣”为行道而来的风格，不是为地位、为工名富贵、为作官、为待遇而来的。这是孔子对于高级干部、领导者、乃至为人事业伙伴者所说的话。

    孔子说你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年轻人，他们的确是人才，是具臣、能臣。政治、经济、军事都会，很能干，很有才具，也很有气节。季子然说，这样说起来，如果请他们出来做带两个人会绝对服从的罗！绝对服从，不一定是大臣。所以孔子说，并不是这样，他们是具臣，你如请他做事，他绝对忠实，绝对尽心。要说绝对服从，这服从是有限度的，你如果做背叛道义的事、背叛国家的事、背叛社会大众的事，那他们不来的。假如你杀了父母，乃至叛变，他难道跟着你叛变？跟着你杀父母？这种事他们绝不来的。这就是具臣，虽然只能算 具员，但也要有才能而又忠贞亮节。

    大臣、具臣的分别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大概了。孔子虽然是讲大臣、具臣之别，同时也影射了刚才所提的能臣。可见之于《三国演义》棗曹操年轻的时候，乔玄说他是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英雄。”如果有好的领导人，跟着做事，会是一个能臣；如果碰到动乱的时代，没有好的领导人　，则成为奸雄。冰这两句话棗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。把曹操一生断定了。能臣与奸雄，往往极度难分别。大臣、具臣、名臣之间，说实在的，也很难有一严格的界限。

　 返回

从政与求学

    下面讲到另外一个问题。子路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，子羔也是孔子的学生，子路在同学中提拔了他，让他到费这个地方去作地方首长。子路作了这件事，孔子非常不高兴，所以他说“贼夫人之子！”这是骂人的话，而且骂得很厉害，以现代语言来说，就是“简直不是人，你这个小子！”这句话不只是骂子羔，同时也骂子路。孔子骂了以后，子路自然也辨白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何以 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他说既然有群众，也有地方可施展抱负，何必要死读书才出动做事呢？孔子说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这人“佞”就是强辨、拍马屁、迷信、自以为是、愚而好自用的人，都属于佞。我们在这一段话上，可以看出几个要点来：第一、宋高宗的话：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，宋高宗为什么这样讲？到底是有学问的人来干政治，会干得很好。据历史学家研究（这是学者的意见，不能说绝对是对，也不能说绝对不对。）汉人开国，固然有规模，但气度还是不够大，原因就是汉高祖用的只是萧何、张良、陈平等三杰，一共仅三个人。而像萧何是从地方官升上来，一直到宰相，没有远大的开国的气魄。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，因而主张大政治家，要有大的学识，所以子夏也说“仁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仕就是出来从政，必定要先把学问基础打好；而在从政期间，又要不断增加新的学问、新的知识。这两句话是不能偏废的，我们平常教育界、学术界引用，只引用了一半棗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当然也有人反对，而认为工作经验也可以产生学问，至于整部的四书五经，也不过是从经验中得来的，到后来才称它为“学问”。我们为什么读书？是接受前人的经验，可是一般人多半是子路的看法棗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拿到了就干，干了再说。所以许多人就主张不怕做错，做错了没关系，再改。这话就有问题，对个人或对小事而言还可以，对社会国家，天下大事，就要十分慎重了。因为好一改，影响太大，这就是读历史、求学问的重要。经常有些中年以上的朋友发牢骚，我都劝回家读书去。过去的失败，我们大家都有责任，现在要紧的是，如果我们再回到原来的位置，应该知道怎么做，这就要多读书，对古今中外有深刻的了解，然后拿出一套办法来，不是今日发发牢骚，就可以了事的。

    第二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几十年来，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，有一个很严重的偏差，那就是几十年来，中国人讲文化，武人离不开《三国演义》的思想，所谓“纵横天下，割据城池”的个人英雄主主。老实说，我们当年出社会，固然有以国家天上为己任的热忱，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个英雄主义的理想，希望插上野鸡毛，号令天下。至于文人的风格，也始终离不开诸葛亮的鹅毛扇，加上文学家的吃花酒，诸如小说《花月痕》中所描写的境界。所谓名士风流，就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文风的大概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研究今日青少年的问题，如大专联考这股竞争热流中，在他们思想深处，也还是没有脱离这个范围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在思想上，纯粹是以国家天下事为己任，为求学而读书的很少。

    回过来再讲到子路的这句话，也就是《三国演义》型的思想，很多青年都容易犯这个毛病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当年也差不多。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”何必 再去读书，然后为政？到了自己年龄慢慢大了，人生经验多了，处事多了，然后才知道学问的重要，当然我们讲的学问不是读死书，是经验配合了书本的真正学问，确是重要。

　 返回

上不正，下便歪

   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孔了对曰：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

    这个话大家都很熟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对“政”这个名称的解释。政就是“政”，所谓政治的道理，就是领导社会走上一个正道。刚才我们讲到真、善、美的哲学观点，现在引用哲学观点来说，什么叫正？什么叫邪？也很难讲。这就牵涉到人生的道德行为观念，以及社会的、历史的道德观念等等。都受时间、空间的影响，而改变了观念的标准。以前的社会形态并不适于现在的社会形态，过去历史的标准，并不一定完全可以适用于现在。所以怎样才算是正或雅，也是对某一时间、某一地区而言。但无论如何，政治原则，就是“正己而正人”，自己先求得端正，然后方可正人，比如一个教育家、宗教家，以感化的教育，转移社会风气，也可以说是“政者正也”的一个范例。帅之以下，这是孔子的定义，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句名言。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，所以孔子对他说“子帅以正，敦敢不正？”只要你领导人自己做 得正，下面的风气就自然正了，这是偏重于为政，偏重于领导而言的。

    “季康子患盗”，这是说他那里强盗土匪太多了。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和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，都有连带关系。季康子问孔子，强盗土匪这样多，该怎么办？孔子说很简单，你所不要的，赏给他，他都不要。在文字上就是这样，很简单明了，但在《易经》系传上说：金银财宝，不好好保藏起来，等于教人家来偷；把自己打扮得漂亮、妖艳，就等于教人家来揩油。有的女同学，晚上回来很生气，说外面社会如何乱，男孩子如何不好。因此还是少打扮的好。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：“你所不要的，丢在路上，人家也不要，更不会偷，不会抢。”

    这个话很简单，但引伸出去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什么问题都在内。我们先谈一个哲学的笑话，华家有个名词“颠倒”。在佛经上经常有“众生颠倒”这句话，这“颠倒”两字很有道理，人都在颠颠倒倒的。刚才也提到，孔子说的“子帅为正”，正就是不颠倒。但以哲学立场看，世界上哪一个事物是正的？下不了定义，就人的颠倒来说，随便举例：田里的稻麦是人类不可少的粮食，何等重要？可是任它在田地上，谁者不去看管。而钞票不过一张纸而已，既不能当饭吃，又不以当衣穿，连作卫生纸用都不行，可是却绳扎，纸包，放到钱柜，铁柜还要摆到严密的库房，上了锁，另外再由人执枪守住，这岂非颠倒？这类事可多，仔细想想，人生真的很奇妙，究竟哪样才是对？颠倒！对黄金钻石也是如此，本来无用之物，可以大家竟相以为宝物，因此形成了社会上抢购这些东西的风气。

    因此儒这思想，始终教人过俭朴的生活，走朴实无华的路子。大家如此，社会就安定，盗窃也少了。如上位的人偏好某一事物，则上面会跟着偏好得更厉害。爱好而得不到，于是就行窃了。这个“窃”，是广义的窃，凡以损人利己的方法获取即称为窃，今日全世界经济危机，就是受凯恩斯“消费刺激生产”理论所害的，前面也提到过这点，大家不肯节俭，尽量消费所致。昨天还对一个美国学生谈起，现在美国一般人几乎永远是穷的，因为什么都是分期付款，而生活永远也在分期付款中渡过。这就想起孔子的话，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现在全世界的“欲望”，风气都趋向这方面，所以大家就都想尽方法占有，来获取。得不到了，只好去窃，又如女人的打扮，过去仿效宫廷，现在仿电影明星。事实上是一样 ，过去看帝王的宫廷，现在看社会整个风气。所以要想不窃不盗，只有改正风气才是。

　 返回

先天下之忧而忧

    子路问政。子曰：先之，劳之。请益。曰：无倦。

    这一节文字非常简单。子路问从政的道理，孔子告诉他两个观念：一个是“先”，一个是“劳”。这两个观念，发挥起来蛮多。

    所谓“先”，就是在“为政”的原则上作领导人，一切要为人之先。关于先，大家都谈过宋儒范仲淹的 《岳阳楼记》，其中有句名言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 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这个“先”的 观念，即从《论语》这里来的。中国政治哲学解释“先”字，多半用老子的话“外其身而后身存 ”。为政作主管的。尤其是作战带兵的都是这样：自己站在前面，有艰难困苦与辛劳，我领先担负了；利益方面也是先让 家，自己不要，这是“外其身”，而实际上最后的成功还是自己，这是领导的“先之”的道理。

    “劳之”，也是处事领导的原则。一个人环境好，什么都安逸，就非常容易堕落。民族、国家也是这样。所谓“忧患兴邦”，艰难困苦中的民族，往往是站得起来的。所以古代许多懂得为政的人，都关于运用“劳之”的原则，使得官吏、百姓没有机会耽于逸乐。“劳”包括了勤劳、劳动、运动许多意义。所谓“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。”人在辛劳困苦的时候，对人生的体会较多，良善的人性容易发挥出来。不过这是好的一面的看法。另一方面，也有把这个原则反用了的。所以同样一个学问，也有把这个原则反用了的。所以同样一个学问，正反两面如何去用，在乎个人道德。这个“劳”同时也包括自己。在个人修养中，一个领导人宁可有困难自己先来，有劳苦的事自己先做；绝不能自己坐着享受，有困难都让别人去。这样永远带不好人，尤其带部队，打起仗来，就看得更明显。

    孔子说了这两点，子路请益，要求老师多告诉他一点。孔子又说了一个“无倦”，这两个字在文字一面上看起来是不疲劳，一切要更努力；用现代语来说，就是责任的观念要加重，自己没有“懒得做”的感觉；从历史上严格体会，做一个政治上成功的领导人的确是很苦的。如果恪守了这种原则，即使是看公文这件工作，也令人觉得很苦。因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，往往就没有私生活，难免有时会厌倦。历史上像周公那样忙碌辛劳，“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”的故事。周朝的政权，存亡绝续之际，维持八百年之久，可归功于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。而且我国文化集中整理成一系统性，也是由周公开始的。当时周公的身份、地位，用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还不够形容。实际上，他与武王是亲兄弟，是成王的叔叔。可是他对人如此的谦虚，如此的负责任，如此的勤劳而无倦，这种修养实在难得。一个人在自己到那样的 重责，达到那样的地位时去体会它，才列亲切。

    上面是孔子告诉子路的三大原则。孔子为什么对子中作这样的答复？这需要我们有头脑去思索一上了。假使子贡、子夏问人政的问题，孔子也许不是这样答复。我们知道子路的个性很有侠气，脾气一 来，动辄“算了！”或者“干了！”这一类的个性，容易坏事，有些人是慢吞吞的个性，就容易误事。所以孔子严格告诉他这三个原则。但是，我们每个自己反省，个性上有这种成分没有？学问修养的道理，就可在这三个重点上去体会了。

　 返回

问舍求田

    下面大体讲作人的道理。

    樊迟有一次问孔子请教农业的技术问题，稻子要怎样种得好。孔子说，那你不要问我，不如去问有种田经验的老农。樊迟又问如何种菜种花。孔子说，这些事你问我 ，我不是不懂，但只懂一点，不如去问老经验的种菜、种花的。樊迟退出去了以后，孔子就对学生们幽默的说，樊迟这个小子，竟来问我些农业技术问题。其实，我只教你们作人做事的大原则，并没有教种菜的技术。如果身居上位，作一个领导人，本身好礼、诚敬，下面就自己敬业乐群了。这点我们应当要注意，在任何地方，领导人的意向，有一点偏向某一方面，不久之后，整个风气都会偏向某一方面，不但是坏的 偏向会也毛病，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导，也会出问题。所以道家、儒家都讲无为而治，由此知道领导人的学养，是要很注意的。孔子现在是讲好的偏向，他说上面的人处处好礼，讲究文化思想，下面的人就诚敬严肃，成为风气了，上面的人如处处爱人，牺牲自己，帮助别人，那么下面的人心，受上面的影响，当然人人都服从你。尤其带兵，所谓“先之，劳之”。在艰难困苦中，先替下面的人想办法，只有一餐饭可吃，让大家先吃，有剩的自己再吃，不然自己饿肚子。当然不能为了手段才如此做，要真诚的这样做，那么人民没有不心悦诚服的。“上好信”的信，不但指有信用，讲了的话兑现，还包括了信人、信己，要做到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那么下面对你没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。人能做到这一点，人心归向，贤才毕集，百姓感戴，携家带眷前来依附，还怕没有人来替你种田吗？

    但话说回来，后世儒家的知识分子，因此都不肯自力谋生，只想作领导人棗作官的毒素也因于这种思想流弊了。实因误解孔子的教学主旨所致。

    因此，下面便说到从政与个人修养。

    孔子说，学识的修养基本，要先读诗。并浊要政治家成为一个诗人，因为春秋战国以上的文化思想，直到孔子删诗书、定乐时代的《诗经》，可以说是包括了一切知识的能才之学，所谓虫鱼鸟兽的名称，以及人情风土的知识，由诗的内涵中都可以了解。培养一个政治人才，必须先 使他有充分学识，成为通才，橛橛都会。在古代知识范围，双现在简单。读诗读得好，学只渊博，不一定做事做得好。所以读诗以后，要授之以政，给予经验了。

    如果所说与行政配合不起来，不能得心应手，不能通情达理，那就要外放出去，使于四方，各处去多经验、多历练。这就和后业司马迁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道理一样，经验不够，就使于四方，到处去增加人生的历史，然后再回来考察他，如果处理事情还是不能忖精、深入，那么再培养、训练也没有用。这种人才，只能成为书呆子，从唐代以来 ，多半是打入翰林院，所以孔子说，书读好了的人，从政经验不够，就派他到外面多经历人情世故。回来还不能深入，就不是从政的人才，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。由此可见人的才具与学识，不一定能够完全配合得起来。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行。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

    孔子讲到为政的道理，始终认为个人的修养非常重要，任何一种制度，到底还是人为的。领导人本身端正（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，思想的纯正，行为的中正等），就是一个良好的政治的开端，用不着严厉的法令，社会风气自然会随着转化而归于端正。如果本身不正，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，结果是没有用的。

　 返回

乡愿之见

    子贡问孔子，假如有人，乡党社会中的人都说他好，都喜欢他，像这样的人，怎么样？孔了说，不可以绝对认可。子贡又说，假如大家都说他坏，又怎么样？孔子说，也不可能如此随便附和。不如乡党中的好人喜欢他，乡党中的坏人讨厌他，才能断定他的好坏。

    孔子这个道理，说明了了件事，就是我们现代说的“群众心理是盲目的”。所以一个人对于善恶之间，很难判断。办地方选举或在司法上判案子，就要注意，有时候群众认为不对的，不一定真的不对；群众认为好的，也不一定是好的。由此可见为政之难。

    孔子说，君子之人，与他共事，容易得很。因为君子人多半爱人，多半平易的人，比任何人好相处；但是要想做些什么事讨好他，就很难了。从历史上看，许多好的大臣、好的领袖，都是这样。向一上好的主管提供一个意见，只人差不多，他就会接纳，准予酌情照办；但要想使他真的心里很高兴，就很难做到了。至于说不以光明正当的途径，而想讨好的，那更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君子人对于部下，信任、体谅、因才起用。因此，作为一个主管的，对部下的建议，认为可行就采纳，不必因这人本身的学识够与不够。倘希望自己得到百分之百的满意，树部下的品德、才能、知识各方面都要求第一流，则不易得。当主管的不必什么事都要自己计划，要量才而有，舍掉部下的缺点，用他的长处，下面一定能达成任务，这就是“使人也，器之。”

    至于小人就很难共事。但是摸到他的心理，稍稍迎合一下，他就高兴了；乃至骗他一下，他都高兴。可是小人用人的时候，要求完备，样样要好，这做部下的就很难了。

    孔子这些话，都是从政的经验，这不是圣人。分析人情世故，透彻到极度点。。因此我们知道做领导人的，用人不要过分要求，世上没有样样都好 人，爱要版的劝他少打一点，爱喝酒的劝他少喝一点。办好了事，让他去，不要求完备。希望每一个部下都是孔子，道德又好，才能又好，太不可能了。如果孔子来做自己的部下，自己又是下什么“子”，才能承当呢？

    孔子说，君子之人很舒泰，这个“泰”字，包括了很多意义：度量宽宏，胸襟开阔，光明爽朗，这就是泰。君子虽然很舒泰，态度绝不骄傲。小人既骄傲，又自卑，心里像猫爪一橛，到处都是毛病，心境就不泰然了。

    孔子又说，有的人具有三种个性：刚，很刚强，换句话说有脾气，而且是很明显的有脾气，不对就是不对，绝不愿和在肚子里不响，教他做不合理的事情，他绝不干；毅，是果敢，有决断；木讷，是看起来好像笨笨的，但很厚道、朴实。如这三个因素具备的人就太好了，再不然有其中的一点，也都是近于仁道的人物。

    子路这里也来问，怎样才算一个士，孔子这里和回答子贡的，有的不同。孔子说一个人总是对人笑咪咪，不是假笑，是内心愉快，这不是士。对朋友很亲切，有感情，当然这个感情并不是每天请吃牛肉面，而是在朋友有困难时，伸出援手。在兄弟之间，非常愉快，不是冤家，真如骨肉，这样就是士。这几句话看起来好像教条，反省起来，我们每天对朋友、对同事、对兄弟都能愉快相处，和蔼相亲，就不易办到，尤其对子路的个性正好下一针砭。

　 返回

全才——智、清、勇、艺、礼

    下面讲到怎样算是一个人才与全才。

    子路问怎样是全才，孔子说，要求一个全才太难：第一个智慧，智慧高，知识渊博；其次要清心寡欲，什么都不要，本岙非常清高、廉洁；光有前两条还是不够，还要有勇，当然不只是勇敢，主要在有决心、决断，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；就是有了智慧、清廉、勇敢还不够，还要有文学艺术的境界，样样才能都会。

    这四种优点：高度的智慧；道德的涵养，没有私欲，没有火气，心平气和；品德好的 >，往往有点像废人一橛，所以又要加上勇敢、决断、侠义的精神，这样还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，还要加上文艺境界，与高度的礼教修养，这样几上条件合拢来，就可以为全才了。这该多难！但是要注意，孔子认为还并没有完全到达理想中“全才”的那个程度。

    谈到这段书，我们要记住，这一段孔子所提出 ，可说是讲国家大才的标准，也可以说是讲中国文化，讲人格教育修养的标准。

   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，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，对子路说，时代不同了，不一定要反我这个观念拿来作标准。现在只要做到“见利思义”，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，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，义就是宜棗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、合情、全法。“见危授命”，既身为负责人，为大家做事，要能做到临危时，接受任命，为达成任务，宁可牺牲自己。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。不有平时的说出的话，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，何等环境的考验，纵然过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，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。有了这几点，在这个时代里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，何必要求太高呢！我们拿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这句话，看现在的社会，有时很好笑，发表任何政见时，要如何如何，一旦到那个位置以后，所说的话都不见得兑现了，那里能够做到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。看现代可以证历史，看历史可以懂现代，如孔子说的“温故而知新”。我们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，孔子当时社会风气也一样不好，有些同学到外国留学回来，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古今中外都是一例，没有外国如何好，中国如何坏，以贪污来说，美国有许多地方，贪污得更厉害。外国人也是人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凡是人，感情思想都是一样，绝对没有两样，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    所以我们处理一件事，要注意到古今中外，包括未来时代，人情世故是一样的。纵然观念两样，其实原则还是一样，换一个角度讲就通了。比如说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，有些外国人不会理解；说成没有价值，他马上赞同这句话。不过把“道德”与“价值”两个名词换用一下而已。因此，我们教育子弟，不管什么时代，中国文化的 格标准，绝对是高的，绝对是对的。我们现代的人格教育，能够使每一个人，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二条“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”就很了不起了。再进一步，如果能够做到像孔子民讲的第一条，集智慧、人品、胆识、才艺于一身的人，那就太难得了。

返回

人尽其才

    孔子在卫国很久，当时的卫灵公对孔子非常敬重，但却没有起用孔子。卫灵公好像是个活福，他宠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，政治不算好，也不见得太坏，可是卫国上下对孔子都很敬重。但在一般舆论，对卫灵公颇多不满。季康子望洋兴叹说，卫国的这们领导人既然这么坏，怎么卫国不会亡国？孔子说，卫灵公尽管不好，但他会用人，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。

    这一点我们又要看历史了 ，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，一个主管，是不是善于用人，非常重要。就是在商业上，一个做老板的，关于用职员，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。如果职员用得好，公司到了危急的时候，都不会垮台。一个机构如此，一个国家的政治也是一样。人才要安排得好，而且人才处处都有，看你怎样安排，有的人这方面不行，而另一方面有所长。

    所以孔子谈到卫国的时候，季康子问这样一个领导人怎么不亡国。孔子就指出，卫灵以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某治宾客，就是办外交。在国际动荡的时候，外交最重要，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。还有祝某治宗庙，在宗法社会宗庙也是政治的中心，以现在制度来说，包括了教育、文化、内政，都属于宗庙的事，另外又有王孙贾主持国防、军事。一个国家外交、内政、文教、国防有这样三个人才主持，卫国怎么会亡？只是卫灵公本人活宝一点，不过虽然活宝，他会用人。在历史上，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，中期时有些职业皇帝都蛮活宝的，但是他 会用大臣，干部用得好，而且绝对可以信任，就行了。缩小范围，一个单位主管，一个家庭，对家人子女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
　 返回

风云际会

    子路问作一个国君的高级干部，应该怎么才对。孔子说，既然作人家的干部，就要绝对忠心，不可欺骗上司，不骗他就要说直话。但说直话也很难，所谓“忠言逆耳”，可是要对领导人尽其忠，不妨冒犯他一下。

    计蛭这方面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常看到大臣与皇帝政见冲突的事，这就说明为领导人的，度量要大，对有理取闹的，能够包容原谅。但在最要紧的关键上，千万不可以碰。譬如我们对朋友也尽管说直话，但对于朋友某一要命的缺点，，则不能 随便说了。以现代的行为首先讲，适当的限度，保持别人的自尊心，是必要的。所以历史有些大臣“儿子颜谏诤”，就是说领导人已经很生气了，可是中心的部下为了他好，不管他怎样生气，应该说的话，还是要讲。我们读《宋史》，赵普对宋太祖，就做到了“勿欺也，而犯之。”

    有一次，赵普推荐某人作官，宋太祖不答应。第二天，赵普又上奏推荐空虚人，宋太祖还是不答应。第三天赵普又上奏推荐，宋太祖这一下可忍不住了，气得大发雷霆，把奏折撕碎了扔到地上。赵普面不改色地跪着，把这些碎片拾起来，带回去。过些天，把这撕碎了的奏章补贴好，又带上朝去推荐。宋太祖这一下总算醒悟了，终于任用了这个人。我们从这个故事就可想见赵普处事的刚毅果断，但是他也有缺点，心胸不宽，容易记恨。他常会挑剔那些当他贫同时，对他不好的人们。每逢这种情况，宋太祖就说：“若尘埃中可识天子、宰相，则人皆物色之矣。”劝赵普度量放大不要计较这些小节。更何况天子宰相之才，那里是社会一般人所能鉴识的。后来，赵普就不敢再提这一类的事了。

    这种类似的故事，在《贞观政要》这部书里，记载得很多。唐太宗、魏征也是一对好搭档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魏征这个伙计固然好，也要有唐太宗那样的好老板。照《贞观政要》的记载，长孙皇后也很好，所以还要老板娘也好。

　 返回

为谁读书

    子曰：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

    这两句话我们有几方面值得注意。

    第一点应注意到的，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看法。

    第二点研究这两句话，怎样为己，怎样为人。一般说为己就是怎么；为人就是为大家，也可强调说是为公。“古之学者为己”，古人为自己研究学问。“今之学者为人”，现在人为别人研究学问。这个问题就来了，从文字表面上看，可以说后世的人求学问，好像比古人更好，因为是不为自己而为人家，这是一种观点。

    刚好昨天有一位同学，讨论到这个问题。他写一篇博士论文，中间有一段，引用了这两句话，作东西文化的比较，就是持这种观点。我告诉他，这一观点可以成立，但是有一个事实，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，的确有大部分人还保持了传统的作风。这一传统的作风，类似于现代大学中最新的教育，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学教育，所谓注重“性向教育”，就是依照个性的趋向，就个人所爱好的，加以培养教育，不必勉强。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，老实说不为别人求学问。机时现在一般人求学问，的确是为别人求学问。一个普通现象，大专学生为了社会读书，如果考不取，作父母的都好像感到失同子，对朋友也无法交代。现在的教育，任何一系，都少有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，是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显示荣耀而读的，在自己则并无兴趣，那么今天的人读书，从文字表面上看，“今之学者为人;，为别人读书，至少是为社会读书。社会上需要，自己觉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。说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真是有了兴趣，想深入研究追求，在今日的社会中，这种人不太多。

    照目前的状况，如果缺乏远见，我敢说，二、三十年后，我们国家民族，会感觉到问题非常严重。因为文化思想越来越没人理会，越来越低落了。大这只顾到现实，对后一代的教育，只希望他们将来在社会有前途，能赚更多的钱，都向商业、工程、医药这个方向去挤。如物理、化学等理论科学都走下坡了，学数学的人已经惨得很。在美国，数学博士找不到饭吃，只好到酒馆时去当酒保，替人调酒。

    放大点说，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，全世界文化都如此没落。二、三十年后，文化衰落下去，那时就感到问题严重。在座的青年朋友还来得及，努力一下，十年、二十年功夫用下去，到你们白发苍苍的时候，再出来振兴中国文化，绝对可以赶上时髦。

   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，时代到了没落的时候，人类文明碰壁，就要走回头路。所以今日讲承先启后，的确需要准备。可是全世界的文化，目前还没有办法回头，叫不醒，打不醒的，非要等到人类吃了在亏才行。没有人文思想，人类成了机械，将来会痛苦的。所以这两句话，也可解释为：“以前的人读书是为了怎么，现在的人读书是为公”，不过这种解释是错误的。

    再另外一个观点，我们中国文化里宋代大儒张载棗横渠先生说的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；为往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，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。学者为这目的而学，应该如此。

    谈到这位先生，是孔孟以后的儒家 ，宋是理学家中，影响力很大的一位。他年轻时等于是一个“太保”，意气非常盛，身体棒，思想开阔，喜欢闹事。后来范淹带兵在陕经营边陲的时候，张渠才二十多岁，年纪很轻，奔往前线，要投军参加作战。范仲淹见他一表人才，约他谈话，劝他回去读书，告诉他将来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，等到书读好，慢慢再来，同时将一本《大学》交给他。那时他应该已经读过这本书了，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读，告诉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业，自有他的天地。张横渠听了范仲淹的话，回去再读《大学》，从此放下一切，专心求学问了，后来成为一代名儒。宋代几位大儒，事实上受范仲淹的影响都很大。范仲淹在前方，也将入相，以文人当统帅，他难道不希望培养好的军事人才？但他一看张载这个人不是将才，是对后世思想有贡献的人，不能这样埋没，就马上用这个教育方法培养他。果然后来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那么大，尤其他所标榜的那四句话，非常深远。今天我们要谈中国文化的思想，可以拿他这四句话为主。我们如果以这四句话来研究，学者又应该是为人；不止为自己求学，同时也为人求学。这人“人”扩而充之，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整个人类文化。

　 返回

多为别人想一想

    子贡问曰；有一言可以终身行这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
    子贡关孔了， 生修养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？为人处世的道理不要说得那样多，只要有一个重点，终身都可以照此目标去做的，孔子就讲出这个恕道。后世提到孔子教学的精神，每每说儒家忠恕之道。后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内容，恕道就是推己及人，替自己想也替人这想。拿现在的话来说，就坚任何事情要客观，想到我所要的，他也是要的。有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处理，常会有对人不痛快、不满意的地方。说老实话，假如是自己去处理，不见得比对方好，问题在于我们人类的心理，有一个自然的要求，都是要求别人能够很圆满；要法语朋友、部下或长官，都希望他没有缺点，样样都好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以方也是一个人，既然是人就有缺点。再从心理学上研究，这样希望别人好，是绝对的自私，因为所要求对方的圆满无缺点，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为基础。我认为对方的不对处，实际上只是违反了我的看法，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行为产生的观念，才会觉得对方是不对的。社会上都是如此要求别人，尤其是宗教圈子里更严重，政治圈子里也不外此例。一个基督教徒，或天主教徒，或佛教徒，对于领导棗牧师、神人或法师们的要求，都很严格，因为宗教徒忘记了领导人也是一个人，而认为牧师、神你、法师就是神。这个心理好不好？好。但是要求别人太高了。从这个例子，就可知恕道之难。后人解释恕道，把这个恕字分开来，解作“如”“心”。就是全于我的心，我的心所要的，别人也要；我所想占的利益，别人也想占。我们分一点利益出来给别人，这就是恕；觉得别人不对，原谅他一点，也就是恕。

    恕道对子贡来说，尤其重要。因为他才华很高，孔门弟子中，子贡在事功上表现，不但生意做是好，是工商业的世子，他在外交、政治方面也都是杰出之子。才高的人，很容易犯不以饶恕别人的毛病，看到别人的错误会难以容忍。所以孔子对子贡讲这个话，更有深切的意义。他答复子贡说，有一句话可以终身行之而有益，但很难做到的，就是“恕”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这就是恕道的注解。子贡曾说过，我所不想别人加给我那些不合理的，我也同样的不想加到别人身上。这是以我为中心，我受到了妨害之后，才想到不要同样地找别人的麻烦。现在孔子说，只要我自己发现不要的，便不要再施给别人。根本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净化，不要靠比较以后才想到别人。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

    站在书呆子的立场，专门研究自己的生，我认为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八个字做不到，随时随地我们会犯违背这八个字的错误。尤其在年轻一辈的团体生活中，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。过团体生知的时候，有的人洗了手，本来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干净，看见旁边挂了一条，顺手擦在别人的毛巾上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行为出来呢？这是小事，不能做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对于大的事，做到我所不要、所不愿承受的事，也不让别人承受，就太伟大了，这个人不是人，是圣人了。太难了！可是作人的存心，必须要向这个方向修养。能不能做到，另当别论。

    这八个字的修养，要做到很难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同时也就是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。后来佛家思想传到中国，翻译为“布施”，施字上加一个布字，就是普遍的意思。佛家的布施和儒家这个恕道思想一样，所谓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就是布施的精神。人生两样最难合，一是财，一是命。只要有利于人世，把自己的生命财产，都施出来，就是施。这太难了，虽然做不到，也应心向往之。

　 返回

毁与誉

    孔子说，我对于人，毁誉都不计较，即如说那个人说某人好，那个人说某人坏，很难据以定率。我的体验，不要轻易说人不好，也不要轻易恭维人。人很容易上恭维的当。但是我总觉得恭维人比较对，只要不过分的恭维。对于自己要看清楚，没有人不遭遇毁的，而且会遭遇到很多，即使任何一个宗教家，都不能避免毁。像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，就是因为被人毁。而且越伟大的人物，被毁得越多，所以说“谤随名高”。一个人名气越大，后面毁谤就跟着来了。

    其次古人的句子：“谁人背后无人说？哪个人前不说？”人与人相见，三两句话就说起别人来了，这是通常的事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不过，如果作为一个单位主管，领导人的 ，要靠自己的智慧与修养，不随便说人，孔雀 随便相信别人批评人的话，所谓“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 。”一个说人不好的人，他们之间一定 < 意见相左，两人间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，这种情形，作主管的，就要把舵掌稳了，否则就没有办法带领部下了。另外一些会说人家好话的人，中间也会有问题。有些人最会恭维人，但是他的恭维也有作用的。

    孔子这里说的，听了谁毁人，谁誉人，自己不要立下断语；另一方面也可以说，有人说自己或恭维自己，都不去管。假使有人捧得太厉害，这中间一定有个原因。过分的言词，无论是毁是誉，其中一定有原因。过分的言词，无论是毁是誉，其中一定有原因，有问题。所以毁誉不是衡量人的绝对标准，听的人必须要清楚。孔子说到这里，不禁感叹：“现在这些人啊！”他感叹了这一句下面没有讲下去，而包含了许多意思。然后他讲另外一句话：“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”，夏、商、周这三代的古人，不听这些毁誉，人取直道，心直口快 。走直道是很难的，假使不走直道，随毁誉而变动，则不能作人；做主管的也不能带人。所以这一点，作人、做事、对自己的修养和与人的相处都很重要。

    真的大圣人，毁誉不以动摇。全世界的人恭维他，不会动心；称誉对他并没有增加劝勉鼓励的作用；本来要作好人，再恭维他也还是作好人。全世界要毁谤他，也绝不因毁而沮丧，还是要照样做。这就是毁誉不惊，甚而到全世界的毁誉都不管的程度，这是圣人境界、大丈夫气概。

　 返回

几人忧道不忧贫

    我们大家都习惯地会说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、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，原文就是孔子说的。说一个真正有学问，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君子，只忧道之不行，不考虑生活的问题；比如耕种田地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好比的努力，生活总可能过得去，发财不一定。只要努力求学问，有真学问不怕没有前途、没有位置，不怕埋没。“谋道不谋食，忧道不忧贫”是很好的格言，人生的准则。

    讲到学问、修养在处事时的一些标准，如有智慧，有眼光，看得准。譬如买股票吧，眼光看到了，买进来，赚了钱 ，可是又想贪多，这时候不以把握住自己，不知道煞车，最后还是赔本了。人生的一切大小事情，事业前途，作人处世，都是如此。

    眼光看得准，创业容易；在春风得意，该煞车的时候也能煞住，则是最高修养。可是在这个时候的人，总是不肯煞车的，只顾向上面冲，结果得到的，必定会失掉。老子 告诉我们 “功成、名遂、身退”要做得恰到好处，至少先稳定这个阶段，这样好像是手段了，但手段与道德，差别在于内心：走恕道，替别人着想，多为人，少点私心，就是道德。如果智慧够了看得准，也拿得稳，但是内心上没有真正庄敬，口头说为社会、为别人，人家还是不服气。做到了这三点以后，外在的行为动 作，还要处处礼有礼貌、有法度、有规矩。做到了这四点，作人、做事、从政、修养、事业才能尽善尽美，否则总归有问题。如果以这四点，观察工商业 的社会，也是一样，不能违背。有些人赤手空拳，本事大得很，当时很发财，但有许多人“仁不能守之”，又看见他掉下去，只这二十年中，就不知多少实例。

　 返回

朋友之道

    下面虽在讲普通朋友之道，事实上与政治哲学和用人行政都有关联。

    孔子曰：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、益矣；友便辟、友善柔、友便佞，损矣。

    这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话，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，是有助益的朋友。第一种“友直”，是讲直话的朋友；第二种“友谅”，是比较能原谅人，个性宽厚的朋友；第三种“友多闻”，知识渊博的朋友。孔子将这三种人列为对个人有助益的朋友。另外在朋友中，对自己有害处的三种，第一“友便辟”，就是有怪癖脾气的人，或者也可以说软硬都不吃，使人对他觉得有动辄得咎之难的朋友。第二“友善柔”，就是个性非常软弱，依赖性太重，甚至，一味依循迎合于你，你要打牌，他也好，你要下棋，也不错，你要犯法，他虽然感觉不对，也不反对，跟着照做不误。用现代语来说，等于是娇妻型的朋友，可以说是不足，败事也不足。第三“友便佞”，这种人更坏，可以说是专门逢迎凑合的拍马屁能手，绝对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家伙，特别要当心。

    从表面文字上来看，这节完全在说友道，其实，扩而充之，以广义来廛，所谓君臣之际，领导人与干部之间，规规矩矩的讲，应该都属于友道相处才对。历史上创业的集团，主从之间，大都是友道相处。等到严格分齐君臣主从的时候，也就是快要走下坡路了。天下事固然如此，个人的事业，又何尝不如此。

    皇帝与臣子以朋友相交的例子太多了，像唐太宗与虞世南、魏征等；像宋太祖经常微服夜行，到赵普家去喝酒闲聊。在“友谅”这方面，唐太宗和房玄令这些人都是这样，不但皇帝谅解他，他也谅解皇帝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任何一个新不时代，领导人与干部之间，几乎都是友道相处。

    接下来，就提到生活的幸福。

    孔子曰：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；乐艺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益矣，乐骄乐，乐佚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

    前面三点，是人生最快乐的，也是说快乐要建在品行上，一上人最快乐的事情，就是研究学问（礼乐），作人规矩。

    第二点“乐道人之善”，喜欢讲人家的好处、优点。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点，也很难做得到的，有正反面，暂不去讨论它。一般人喜欢批评人家的坏处，是普遍的现象，尤其中国民族性 ，喜欢对人问长问短，像调查户口一样，太关心人，很多外国来的同学就不习惯，觉得你在妨碍他的自由。我们讲到中国人这许多习惯，人欤 < 之间一碰到就谈论别人，这就是乐道人之恶。中国过去读书人，为了功名，第一要隐恶扬善。朋友有错误，要关起门来劝，在外总是替人掩盖丑恶的事，这是道德。但是只是地去争取功名的教条，人的习惯并不是这样，而是喜欢道人之恶。所以应该培养道人之善的乐趣。尤其朋友之间，谁无短处？但要多讲别人的长处，宋人的名宰相王曾就能作一。“扬善公庭，规过私室。”是必要的修养。一个成功的人物，在修养上自有他的长处，就是现在数据十年来，看到各界成功的朋友，都各有他们的长处。所以这一节提出道人之善，是真正的好处。

    “乐多贤友”。好朋友多有益处，实在有道理，在我个人经验，认为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还要交万个朋友，常和友人谈笑，他们问我知识哪里来的？我告诉他们，只是朋友多一点随便闲谈中，就得了学问。“乐多贤友 ”这句话是大有道理，要交贤友，我是主张多友的，不交朋友，不能了解人情世太。但今日社会交朋友第一要钱，要伏义疏财，我们穷小子！颇不容易。像孔子看到这几句话便生反感，因为他不喜欢交朋友。其实这些并非教条，只是经验之谈而已。

    下面讲到有损的乐，第一是喜欢享受，爱好奢侈夸张的骄乐，包括征歌选色，纸醉金迷，玩弄酒肉这乐。“乐佚游”就是喜欢不正当的娱乐，任性放纵，包括打牌、吸麻烟等。“乐宴乐”包括好吃好玩。这都是生活中对自己无益的作乐方法，这是三点有损的娱乐活动，并非康乐活动。

　 返回

怕的哲学

    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

    这里所谓畏就是敬，人生无所畏，实在很危险，只有两种可以无畏，一种是第一等智慧的人，一种是最笨的人，可以不要畏。这是哲学问题，和宗教信仰一样，我常劝朋友，有个宗教信仰也不错，不管信哪一教，到晚年可以找一个精神依靠。但是谈宗教信仰，第一等智慧的人有，最笨的人也有，中间的人就很难有宗教的信仰。人生如果没有可怕的，无所畏惧就完了，比如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可怕的？一定有：如怕老了怎么办？前途怎么样？没有钱生物界？没车子坐怎么办？都怕，一天到晚都在怕。人生要找 一个所怕的。孔子教我们要找畏惧，没有畏惧不行。第一个“畏天命”，等于宗教信仰，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，而有宗教哲学。这“畏天命”三个字，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，信上帝、主宰、佛。这些者是“畏天命”。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，一个人到了无所怕，不会成功的。

    第二点“畏大人”，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。对父母、长辈、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，才有成就。第三“畏圣人之言”，像我们读《论语》，看四书五经，基督教徒看佛经，这些都是圣人之言，怕违反了圣人的话。

    我们只要研究历史上的成功人物，他们心理上一定有个东西，以普通的哲学来讲，就是打一个信仰的东西，一个主义，一人目的为中心，假使没有这个中心就完了。孔子说，相反的，小人不知天命，所以不怕。“狎大人”，玩弄别人，一切都不信任，也不怕圣人的话，结果一无所成。这中间的道理也很多，凡是有所创造的人，总要找一个帽子戴着。

    讲到这里，我们想到一个故事：有大小两条蛇，要过街，大蛇想大摇大摆过去，小蛇不敢过去，叫住大蛇说，这样过街你我两个都会被打死。大蛇问怎么办？小蛇说有一个办法过去，不但不被人打死，还有人替我们修龙王庙。大蛇问它什么办法？小蛇说，你仍然昂起头来大摇大摆过去，但让我站有你头上一起过去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但不被打死，人们看了觉得稀奇，一定主为龙王出来了。结果照这个办法过街，果然当地人看后盖了一个龙王庙。空虚故事分析起来很有道理，所以一个事业要成功，常要上面顶一个所畏的。所以有朋友去做生意，我劝他另外随便顶一个小蛇去不董事长，也不要当总经理，做一个副总绠就行了。慢慢过街，成功以后，反正有个大龙王庙，自有乘凉的地方，没有成功则可以少一点事。

    有时候把好位置让给别人坐坐，自己在旁边帮着抬轿，舒服得很。这就是君子三畏的道理，一定要自己找一个怕的，诚敬的去做，是一种道德。没有可怕 的就去信一个宗教，再没有可怕的，回家去装着怕太太。这真是一个哲学，我发现一个思想信仰的人，他的成就就绝对不同，一个人在没有什么管到自己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是失败的开始，不然，还是回家拜观音菩萨才好。

　 返回

学问的条件

    孔子说有些人生而知之，这是天才，上等人。的确有些人生而知之，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可看到，大的军事家，并不一定懂兵法，中国历史有一句话，说宋代名将狄青作战，是“暗一兵法”。就是说他并不是习武出身，可是自然有军事天才。据我所知， 许多朋友，对军事上的学理讲得非常好，可是打起仗来，老是打败仗。大的政治家也并不一定是政治系毕业的，人情世故通了，自然对。所以不管文学、艺术任何一方面，都有天才。孔了也不是念哲学系或伦理系、教育系；耶稣、老子都不曾读什么系，他们的学问就是对的，千秋不易，是生而知之的天才。其次是“学而知之”，学了才会；再其次“困而学之”，要勉强，大家要有这个精神，自己勉强自己，规定自己努力。我个人的经验，也许是个人偏好不同，隔几天不摸书本，就觉得不对头，好像几天不打牌手会发痒的人一样，但这是“困而学之”，自己规定了自己，非读书不可，看小说都是好的。但有一般人，困而不学，勉强订个范围，让他去学，他还不肯去学，这种人就免谈为学了。

    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、听思聪、色思温、貌思恭、言思忠、事思敬、疑思问、忿思难、见得思义。

    这九个条件，完全讲到思想问题。在我们生活思想上，以伦理道理为作人做事的标准，孔子说有九个重点。这一节，如在文字表面上来解释，就不必再读讲了，如“视思明”，当然看东西要看得清楚，但这并不是指两个眼睛去看东西，现在眼睛看不清楚也没有关系，街上眼镜店多得很。这是抽象的，讲精神上对任何事情的观察，要特别注意看得清楚。同样听了别人的话以后，也要加以考虑，所以谣言止于智者。我经验中常遇到赵甲来说钱乙，钱乙来说孙丙，我也常常告诉他们说，这些话不必相信，只是谣言，听来的话要用智慧去判断。脸色态度要温和，套有现代的话，是不可摆出神气的样子。对人的态度，处处要恭敬，恭敬并不是刻板，而是出于至诚的心情。讲话言而有信。对事情负责任。有怀疑就要研究，找寻正确的答案。“忿思难”的“忿”，照文字上讲就是忿怒，实际是情绪上的冲动，就是对一件事情，在情绪上冲动要去做进，要考虑考虑，每件事都有它难的一面，不要一鼓作气就去做了。最重要的是“见利思义”，凡是种种利益，在可以拿到手的时候，就应该考虑是否合理，应该不应该拿。

    上面讲了人生的大原则，这里孔子提供自己的经验，他说有些人见善如不及，看到别人好的地方，自己赶紧想学习，怕来不及去学；见不善如探汤，看到坏的事情，就像手伸到滚开的水里一样，马上缩手。就是说有些人看见坏的事情绝对不做。孔子说，像这样专门走好的路子，坏的路子都不碰的人，我还看过，也听到过他这样的言论。

    第二点，他说有些人隐居以求其志，一辈子不想出来，尤其古代以做官为发展志向唯一的道路，可是有些人一辈子不肯出来做官，自己自由意志，做自己的学问，管自己的人生，不想出名，也不想做官，做事则处处要求合宜、合情、合理、走仁义的路线。孔子说，这样的言论我听得多了，可是没有看到这样做到的人，所以绝对不要功名富贵，行义以达其道的，在理论上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非常难。

    这里两条作为对比。上面是说专门做好事、坏事碰都不碰，这样的人蛮多，第二条的人难了，一辈子功名富贵不足以动心的，这在理论上讲容易，到功名富贵摆在面前时，而能够不要的，却很难很难！这是人生哲学。但要注意，这些内容都离不开政治哲学。

    因此，孔子接着说：齐景公是天生诸侯，掌政权时，财产很多 ，有上千的名马。换句话说，他富贵到了极点，可是在他死了以后，没有一点好事留下来值得世人去怀念他，老百姓早把他忘了；在伯夷、叔齐两兄弟，连皇帝都不要当，最后是饿死在首阳山，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称公布他们，真是万古留名，这就是“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”这两句话的意义的表现了。换言之：如果没有薄帝王而不为的修养，随便讲“隐居以求其志”，那也只是说说叫叫而已。

　 返回

周公遗训

    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，告诉他的儿子鲁公（分封在的鲁国），一个领导的人，不管是个人作人，或者扩充到政治上，总之：为天下国家社会，要没有私心，好处先不要想给自己的亲信，要大公无私。这是第一点。

    不要命名自己提拔起来的干部怨乎不以，就是不使重要干部心里不以为然的怨忿，感到不过以他来摆位置、作傀儡，并不是真正要他做事。大臣如不以领导人的做法为然，又不好明说，就会变成尸位素餐，应付一下上班，反正提意见也没用，这样就很危险，这是第二点。再其次：“故旧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。”这是说明中国古代文化的念旧精神，共同创业有功的人，这些故旧，到了年纪已大，应该退休时，虽然头脑差些，没有用了，但当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果他们没有太重大的错误，不要随便舍弃不用。中国文化所讲的人伦文化，就是推己及人地爱人。因此对于故旧，虽然老了，但他年轻时还是有用的，出过力，甚至可以在其间还几乎连命都赔上，今日老了还算是幸运的，所以说周公说对于这种人，除非犯了太大的错误，否则不能无故丢弃他们。为政之道也好，作人之道也好，这是念旧、爱人。对朋友当然如此，对于老朋友，如果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，活着已经没有几次好见面了，见一次少一次，更不能抛弃这份友情。这时第三点。

   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，一个做领导人的，不可要求干部全部是才。人常常容易犯这个错误，希望干部又能干，又没有缺点。

    这是万难做到的。还有一个常犯的毛病，对于一个能干的干部，任何事都交给他办，结果常常使这个能干的干部受不了，因为他到底是人，不是铁打的 。这就是说无求备于人。再说，人都有长处，有缺点，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圣人，尤其是共同创业的干部，又能为你打天下，又能为你守成，同时又是圣人，这也不可能的。所以交朋友，做领导人，不要对人责备求全。

　 返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