衰世的通病
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。
孔子在这里提出一个原则，一个时代了衰落的时候，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及各级单位主管，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，这是很严重的偏差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看中国历史上，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。什么是刻？所谓“察察之明”，为人太过精明，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。因此，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，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。
前几天，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院长，他来看我，我告诉他一句话：历来做法曹的最怕“深文刻法”。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。什么叫“深文刻法”？就是根据条文，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，在鸡蛋里去挑骨头，真是要了命。虽然法律的条文，完全合于逻辑。但有时是不合道理、不合情理的。搞法律的人，就怕深文刻法，都讲逻辑，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。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，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：“公门里面好修行”。否则的话，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、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。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，别人就省了气力，同时也消除了怨气，这就是道德。所以“居上要宽”，要求别人过严，别人没这个本事；天下无全才，不必求之太严。如果要求过严，希望别人都是圣人、全才。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，而防他又如防土匪，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。这是不可以的，切记居上要宽。
为礼要敬，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，上面对下面的爱护，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。而且都要敬，就是都要做到诚恳、真挚，不真诚没有用。天天行个礼很方便，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，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。同样的，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关怀，也要有诚敬之心，假的关怀没有用。
临丧不哀，以前讲过，我们到殡仪馆吊丧，没有一点哀戚之意，毫不相关，何必去呢？但这具丧也是狭义的，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，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怀，也是属于“临丧不哀”的一种情况。
孔子提出来这三点，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，孔子讲这些话，都是开药方。当时有这种坏风气，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。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，就没有什么可看了，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训落，实际上我们看历史，每到衰乱的 时候，都有这种情形，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！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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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庸之德
孔子说中庸太难了，中庸是什么呢？讲孔子的中庸也是很难解说的，如仁字一样，有体有用，我现在不讲中庸的体，将来有机会研究中庸时再讲，现在讲中庸的作用，有些学者写文章骂中国文化，他们也是中国人，现在中国人“骂”中国文化的太多了！真使人感慨万千，我们这个国家在五代那八九十年中，也是最乱的，是当时认为的外族侵略进来的时代，有许多中国人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很难看，也很坏，他们帮助外族侵略自己中国人。现在骂中国文化的，不是外国人，而是我们自己中国人。自己对自己没有搞清楚。
现在也有很知名的学人写了文章，说中庸就是马马虎虎的意思。他曲解说，张三说对，李四说不对，而王五说对与不对没有关系，就中庸吧！这位学者是竟如此解释中庸，他们这些人对于中庸是什么，自己都没有好好的研究。
我们现在说中庸，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。我们中国文化中的《易经》的道理，是说天下的事物，天下的人物，随时随地在变，每秒钟都在变，没有不变的事。如何能适应这个变，如何能领导这个变，这是学问的中心。同时《易经》告诉我们，变是对立的变，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的，有正面必有反面，有好必有坏，你说对的，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。一切都是相对 的，在这个相对的中间，有一个中和的道理。所以“中庸”便提到中和的作用，孔子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，如果有最高的领导德业的人，使它能够中和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，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，那就对了。那才是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”孔子同时感叹说：“民鲜久矣。”一般的人，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，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。
一般人对人事的批评，要多方面注意人情世帮。将来各们出去外面做事情，你的部下，你的朋友，甚至你的敌人，对你也是一样。当骂你坏的时候，什么都是坏的，没有好的；当捧我的时候，什么都是好的，没有坏的。但是不管捧与骂，都是有问题的。我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本分，自己要很清楚自己，不要为这些毁誉所动摇，要问自己真正的作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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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事古难全
子贡问孔子，他说假使一个人广泛地博施济众，要为整修人人类谋福利事业，照现代话来说，团体、社会、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。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？假使有研究社会问题的，这个问题要注意，在中国历史文化里，好像找不也社会福利问题的记载，事实上有没有呢？有！社会思想早有了，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，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，以个人立场，做社会福利事情，这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，告诉人，有钱做做好事，修桥铺路，再不然夏天在路摆一些茶缸。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，不要钱的凉茶大家尽管喝。很多人家都这样做的，这些都是社会福利。中国过去的社会当然是农业经济为基础，由个人做社会工作，做社会福利，认为是一种道德，所谓阴功积德。
现代的思想，社会的福利工作，已经由政府、由社团做。时代不同，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，是两个时代，思想也不一样，子贡讲的博施，就是讲社会福利。广博，无条件的把东西送给人家，救济大家，让大家都得到帮助。在孔子学生中，只有子贡敢讲这句话，因为这位老哥子很有豪气，有时不大肯作书呆子，孔子也没有骂他，认为他很对，可是也没有鼓励他。他一边讲仁义，一边不同意装穷，不像颜回一样，三天吃一个便当，还是馊的，喝一口水下饱。他要做生意，他的钱很多，所以他敢吹这个牛，假如我博施、济众，老师，怎么样？可以算得是你所标榜的仁慈吗？孔子对子贡这个问题的答复很妙，他说，你说的这件事，太伟大了，岂止是对仁来说，实在是永远做不到，做不尽的大事业，我也做不到，就是古代圣帝明王如尧舜一样当权的人，也做不到的。所以中国的字，“公”是化“私”，这是儒家的思想。由道家演变而来的杨朱思想，“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”，绝对讲个人主义，我不拔你的毛，你也不要拔我的毛，一毛都不拔。墨子则讲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”，尽量的为公。儒家的推己及人，我有饭吃，才想到你需要饭吃，分点给你，我们两个有饭吃才分给他，我们三个有饭吃，再发点给大家吃。一步一步扩充。如全体都要一下子做到，但我们做不到，尧舜也做不到。所以孔子说子贡的理想太高了。孔子告诉他，真正仁的人，要自己站起来，但是要顾虑到别人的利益，使别人也站起来。
学问道德也是如此，我要作一个人，不要忘记了他也要作一个人，我想将来通达有前途，不要忘记了他也要有前途。尤其是将来诸位如果出去做一个领导人，要爱部下，像待自己的子女兄弟一样替他们着想。我要利益，他们也要利益，我太累了，同样地他们也累了。从最浅近、最平凡的当中去了解他。做到了这种地步，就可以说找到了仁的方向，为仁找到一条可走的路了 。
孔门学问中仁的应用，是推己及人，想自己利益的时候，也替别人的利益着想；扩而充之，想到天下人的利益。仁的路就是这样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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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中的忧乐
这里是讲为学与为政的道理。孔子对于时代风气的衰变非常忧虑，所谓忧国忧民，他忧的是什么？这里说：
子曰：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
就此四项的内涵，已足以陈述孔子当时忧天下、忧国家、忧民族、忧文化衰颓变乱心情。这种心情，到了现在，又压在我们的心头。孔子说，那个时代不得了，一般人不讲修养自己的品德；只讲现实，不讲求真正的学问。正像这个时代，教育尽管普及，可是人们都不喜欢读书，要反复背诵的慎思明辨。现在的背书，并不以所背诵的书成为自己的学问，而和临时应付考试之用，偶然也启发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思想，知道了很多的知识，过去是读书，现在是看书，看过就行了，其实不深入。知识不一定就能成为学问。
最可怕的是，听到了义之所在，自己也知道这道理是对的，只是自己的劣根性改变不了，明明知道自己走的路线不对，又不肯改。为什么不能改？时代环境的风气，外在的压力，自己又下不了决心，所以只好因循下去。
孔子说他担忧的四点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。”也是敏一个和如何一个历史时代的通病，尤其碰到衰乱的世局，任何一个国家社会，都可能有这四种现象出现，由此可见他的心情，所以说孔子是淑世棗救世主义者。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不怕亡国，国为亡国可以复国，最怕是把自己文化的根挖断了，就会陷于万动不复。这里所记孔子的感慨，也就是担忧人文文化迷失了的后果。我们再看古今中外的历史，一旦国家文化亡 了，即使形态存在，但已动摇了根本，难以翻身，这是一定的。犹太人虽然亡了国，他立国的文化精神，始终建立在每一代犹太子民的心目中。文化看起来是空洞的，但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脉，孔子在这里不谈国家政治而谈人文文化，实际上这正是民族历史的重点。国家天下，尽在其中。
接连前面两节，说明孔子自处处人与作学问的要点，下面就回上学生对孔子的描写。根据上而后，我们看到孔子一天到晚忧世忧民，活得好苦，看得见的，忧国、忧家、忧天下；看不见的，还忧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为能徙，不善不能改。他既要忧，还要管，如果这样算起来，孔子这一生痛苦得很，实在受不了。果真如此，所谓圣人者；只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已。慢着！我们且看他如何面对这种忧患的平日生活情况。
孔子平常在家的生活“申申如也”，很舒展，不是皱起眉头一天到晚在忧愁。他修养好得很，非常爽朗、舒展，“夭夭如也”，而且活泼愉快。所以尽管忧国忧民，他还是能保持爽朗的胸襟、活泼的 心情，能够自己挺拔于尘俗之中，是多么的可爱。但是他乐的是人生的平淡，知足无忧，愁的不是为己，为天下苍生。因此下面又引出孔子的一种心忧。
大家都知道，在孔子以前，凡提到 中国文化，必提到周公，因为自周朝建国以业的人文文化，都由周公一手整理而付诸实行。等于我们后世，一提到中国文化，便提到孔孟。当时孔子感叹到：我老了，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，意思是说现在的时代，乱成这个样子，实在无法再挑起这副担子。当然这只是孔子的感慨而已，结果担子还是挑下来了。梦不见周公没关系，他到底是很清醒的担负起中国文化承先启后的担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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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与师齐 减师半德
下面是说孔子教育人的态度：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”。注意“循循”这两个字，“循”是跟着走。不但是教育如此，作人处世也是如此，讲理论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在学校里教学生，就常会感到非常讨厌，有时候心里会想：“你还没有懂？！真蠢！”当我们有了这个心理的时候，马上感觉自己到底不是孔子。颜回这里说孔子，对学生不会发这种脾气。“循循然善诱人”，教育是诱导的。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。
教育如此，推而广之，诸位出去做领导的人，从事政治，都要做到“循循然善诱人 ”。“循循然”就是循他的意志，循他的个性，循他的道理，把他带一个圈子，还是把他带上正路。人性就必须这样处理。所以从孔门思想的推演，到了孟子讲到人性，就主张堵不得的。你说“不可以！不行！”他就非做不可。尤其是对一个小孩子的教育，你说不准，他非反抗不可，越是受压制的孩子，反抗越大，所以要想办法，循循然善放。当然有时候有例外，像军人带兵，老实说没有那么多理由，因为战场上必须这样，也就是孔子说的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平常的教育则还是要“循循然善诱人”。像对年轻人有一件事就感觉得到，有些书越禁止，他越偷偷的看。所以循循善诱是一个原则。方法怎样运用，则和用兵一样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
孔子的教育是依受教育的思想、品格而施教，不勉强人，不压制人，不挡住人，把门打开给他看，诱导他进去。但用什么方法诱导他呢？“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”所谓人文的学问，就是这两句话。什么是“博我以文”？就是知识要渊博，我时常感觉到，现在的教育，从五四运动白话文流行以后，有一大功劳，知识普及了，现在的青年知识渊博了，这就是“博我以文”。尤其现在加上传播事业发达，每个家庭有电视，以致现在十几岁的青年，对于常识，比我们当年二三十岁时还知道的更多。当年我们书是读得多，对于普通知识还是傻傻的。可是知识越渊博，学问越没有了，缺乏了下面“约我以礼”的涵养。我们要了解，“博我以文”的“文”并不限于文字，而包括了一切知识。知识要渊博。但知识越渊博的人，思想越没有中心。所以中国政治，在过去领导上有一个秘密。当然，这在历史上不会写出来，任何一个皇帝成功了，都不会传给徒弟的。这秘密是什么呢？他尽管采用知识多的人，渊博的人，而真守成的干部是找老实，而学问不多的人，他稳得住。凡是知识越渊博的人越靠不住，因为他没有中心思想。对于这种人，给予官位，头衔非常大，而真正行政的权力，并不交给他。知识多了的人，好的可以说成坏，坏的可以说成好的。也就是说仅仅是“博我以文”的流弊。以下面这句“约我以礼”来救这个流弊就对了。知识要渊博，思想要有原则，走一个专精的道路，作人处事要保持文化思想的中心精神。这是颜回第二点说到孔子教育他的方法，也可以说是他的心得。
第三点他说自己受孔子教育，大有“欲罢不能”之感，他说有时候自己想想算了，不再研究了，可是却像谈恋爱爱一样，藕断丝连，总摆不下来。“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”颜回说他自己，尽所有的才能、力量跟他学，然后感觉到很不错、很成功，好像自己建立了一个东西，自己觉得“卓尔”站起来了，可以不靠孔子了，不依赖老师了，好像行了，结果冷静下来一反省，不是不行。
“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虽然跟着他的道路走，跟着他的精神那么做，但茫无头绪，不晓得怎么走，简直一点苗头都找不到。这是颜回口中描写出来的孔子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讲他的作人，崇高、伟大、平实，而摸不透。第二点讲到孔子教育人家，是那么善于诱导，而且那么注重多方面的知识，知识渊博了以后，同时注意中心思想的建立。第三点说明自己努力的结果，不论怎么，老是跟不上孔子。
讲到这里，我们联想到禅宗百丈大师的几句话：“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，见过于师，方堪传授。”说够得上作一个禅宗大师的徒弟，要有一个条件棗比老师还高明。他说如果学生的学问见解和老师一枯，已经是矮了半截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师已经走了几十年了，这个学生还是在几十年以前的程度，在后面跟着老师走。教育的目的希望后一代比前一代好，要年轻一代的学问见解，超过了老师，才可以作徒弟。所以我经常有个感想，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们，领导青年们，所期望于后一辈青年比我们行。有一次演讲，谈到命运的问题，我说我们这一代，不包括现在的青年，不必算命，如果要算八字，我对大家棗也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已经批断好了八个字：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忧患。”我们这一代 是命中洽谈室垫墙基的。但是不要自认悲哀，这是神圣的。一个建筑物基础不稳固望洋兴叹好。所以我们这一代要认清楚，是未来一代的基础，自己要建立得稳固，同时希望后一代，要胜过于我们，见解学识都超过我们，这是我们国家民族所最值得欣庆的事。如果现在发现不及我们，这有什么用？要现在超过了我们。如孟子说的：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这。”这种“见过于师”的青年就是英才，但是这种人才，始终很难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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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天风月
孔子和其他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，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。孔子听了子路他们三人的报告以后，转过头来问正在鼓瑟的曾点说，曾点，你怎么样？说说看。曾点听到老师在问他，瑟音渐稀，接着，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，发出铿然的响声 ，然后曾点离开了弹瑟的位置，站起业对孔子说，老师你问我啊！我和他们三个人刚才所讲的不同，我的思想和他们是两样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从这一段描写，我们看到曾点的恬淡、宁静。大家在讨论问题，而他在搞他的音乐，应该是没有听到子路他们的讨论。可是孔子问到他的时候，他又说自己的想法，作法和子路他们三个人不同。可见刚才别人的话他都听到了，这是很高的修养。
能在处世之间，最惊慌乱当中，同时应付几桩事情，这就要具有真正的学问、真正的修养、最高的宁静功夫。我的确看到过这样的朋友，一边在一件一件忙着批公文，还在删考文句，一边听别人向他报告紧急重要的事情，口里在“唔！唔！”应着，然后他把笔一放，立即吩咐报告的人怎样去处理事情应付情况。同一时间处理了所有的事，还非常轻松，这个人修养真同，我很佩服。这里又要提到小说了，《三国演义》中仅次于诸葛亮的庞统 ，怀了诸葛亮的介绍信去见刘备。可是他傲气很重，见了刘备就是见刘备，不把诸葛亮的信拿出来，认为凭介绍信是丢人事。不料刘备看走了眼，给他当一个县长，他上任以后天天喝酒，公事都不看，一概不管。三个月以后，张飞去视察，他还在喝酒，张飞就指责他。他要张飞坐在一边等着，把积压了三个月的公文拿了出来，把所有的关系人全部找来同时报告，他一面听，一面答复，一面批公文，一会儿功夫，把所有的公事全部办完，把笔一丢，问张飞哪里还有什么事情。张飞的智慧很高，立刻道歉，庞统才拿出诸葛亮的信来，就调升了副参谋长棗副军师。事实上也真有这种人。所以说，这段书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，读书不要只靠两只有形的眼睛，还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读。
这里就看到曾点高雅清华的风度，孔子听了他的话，态度孔雀同，他说这有什么关系，并不会矛盾、冲突的，只不过是关起门来，表达各人自己的思想而已，你尽管说好了。于是曾点说，我只是想，当春天来了，冬衣一换，穿了舒适的衣服，农忙也过去了，和成人五六人，十几岁的少年六七人，到沂水里去游泳，然后唱唱歌，跳跳舞，大爱悠哉游哉高兴的玩，尽兴之后，快快活活唱着歌回家去。这个境界看起来多渺小，可是孔子听了以后，大声地感叹说，我就希望和你一样。
孔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孔子就这么孩子气！所以这段书很难懂。我们经历离乱人生棗国家、社会、天下事，经过那么大的变乱棗才了解国家社会安定了，天下太平了才有个人真正的精神享受。不安定的社会、不安定的国家，实在是做不到的。时代的剧变一业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的悲剧，遍地皆是。所以古人说“宁为太平鸡犬，莫作乱世人民。”而曾点所讲的空虚境界，就是社会安定、国有自主、经济稳定。天下太平，每个人都享受了真、善、美的人生，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棗不是西方的，也不是美国的，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。每个人都能够做到，真正享受了生命，正如清人的诗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”我们年轻时候，家里有书房读书的生活，的确经历过这种境界，觉得一天的日子太长了，哪里像现在，每分钟都觉得紧张。如果我们有一天退休，能悠闲地回家种种菜，看看有多舒服！
这里孔子问这四个学生话，其中孔子与曾点的一段话，可以说进入了最高潮，师生之间，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。政治的目的，不过在求富强康乐，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大同世界中，安详、自得生活素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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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风化雨
侍坐的四个学生，答复了孔子问题以后，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个人都已经走了，还有一个曾点留在最后。因为孔子除了对他的放发表了意见以外，对其他三位同学的放还没有表示意见，意犹未尽，再向孔子请教，他们三位同学所作的答案，老师认为怎么样？孔子说，没有什么，只是每个人报告心得，表达自己的思想，如此而已。曾点又进一步问道，刚才子路说的话，老师笑他，为什么笑他呢？
我们也许觉得子路的话，也没有什么不对，而且很对胃口，有什么可笑之处？但孔子告诉他，子路说的是国家天下大事，是一种大英雄、大政治家的事业，要有文化基础，要有学问修养，不是那么简单。而子路大言不惭，一点都不谦让，自认为很行了，所以我才笑他。至于他说的那个对国家的理想并没有错，我只是笑他太自满、太轻率。
至于冉求的那套话，讲得也蛮好，实际上那就是政治家的作为，事实上方六、七十和五、六十有什么不同呢？这里我们可以引用老子的话来作一解释。现在有些研究老子哲学的，对“小国寡民”、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这两句话，各有各的解释。真正的老子思想很简单平实，只有五千字。老子说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，要注意这个“烹”字，是慢慢的用文火来烧，小火来烧。小鲜是小鱼小肉，如用大火，一烧就烧焦了，必须用文火，慢慢的烹。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作人，乃至处世的一人大原则，在混乱之中，不能心急，任何一个时代的混乱，都有一个关键，慢慢来，逐渐解决。利用太极拳的原理，四两拨千斤，就是顺其势，慢慢来。如果想一下子用突变的方法把它改过来，往往突变还没有变好，新的毛病又出来了，所以他主张“小国寡民”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以地方政治为基础做起。这也是和孔子说的“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”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不论地方大小，治理之道都是一橛，并没有两样。而孔子这样说冉求的思想，用来治大国、治小国都是一样的。这句话如引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就是不论我们职位大小，责任是一样的，事功是一样的。问题在做得好不好。
至于公西华的思想，孔子认为那也是一人大政治家的见解，但是了话说得谦虚。实际上一个“宗庙会同”，主持一个庞大联合会议，各国的元首、阁员都参加，而能够担任这种会议的秘书长，作主席。公西华说这是小意思，学习学习，话是讲得谦虚，口气是蛮大的。他说这是一件小事，天下还有什么大事？
气概上面这一段，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。子路等人的抱负思想很了不起，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，我可以如何，我要如何……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。但曾点就不同了，同样希求大同之世，但成功不必在我，而着重于文教方面，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，所以孔子感叹：“吾与点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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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志成城
子贡问政。子曰：足食、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贡曰：发泄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食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
这是孔子的政治哲学，能不能绝对奉行得通，就要斟酌时代与环境的情势。儒家政治道德的理想非常高，是对的，但是懂了以后用起来，还是要知道权宜、变能，不能太迂腐。
子贡问领导政治的道理。孔子的观念有三个：“足食”，包括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的宝宝；大家有饭吃、有衣穿、生活好。第二“足兵”，国防的建立。能够做到“足食足兵”，还要使人民对了信赖。这几件事做起来很难，以现在观念来看，牵涉的范围太广太广。子贡不说，假使时代的环境，到了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趋势，要在这三件事之间少做一件的时候，应该先去掉哪一样？孔子说，先去了军事经费，缩减人事预算。子贡说，万一碰到这时代中，一个国家非常贫穷困苦，把军事经费撤销了，还不能维持，对于足食与立信这两点，又应先去哪一项？孔子说，那宁可牺牲经济建设，大家穷，乃至没有饭吃都可以，唯有一个政治大原则中的“信”，必须坚守。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坚定，然后才能产生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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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外兼修之谓美
下面一节，讲到文质之辩。
棘子成是卫国的大夫，也是所谓当权派的人物。他的理论，认为一个人只要天性好，有才能，何必要受教育，求知识，学习文化思想呢？子贡反对这个意见。他说，非常抱欠，可惜人你这个见解不对，你对于“君子”所下的定义不对。用现代观念来讲，就是文化宣传和思想传播的重要，它的影响力远大而且快速。所以不能随便讲话，影响后果太大。
子贡又说，文化思想的修养与人的资质，本来就是一个东西。他说，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，在本质上都同样是兽皮，没有同样。但表面上的花纹有好看与不好看的分别。这里是子贡强调文与质有同等的价值，也就是在上论中孔子所谓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的发挥。
讲到这里，如继续引伸，可以从历史文化与个人两方面来看。
先从历史文化方面来说，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都有一个通例：凡有高度文化的国家，它的文与质双方面都是并重的。如果偏向于文，这一个国家一定要发生问题。我们知道，过去世界各民族搞哲学思想，最有兴趣，最有成就的，要算是印度和希腊。
印度人自上古以来哲学思想就很发达，因此形成了佛教思想。印度的气候不比中国，在南印度到中印度一带，天气很势，生活简单，一年四季都只空一件衣服就够了。当时印度衣服的大概式样，现在到泰国边境还看得见，就是一块布，身上一围，就是“天衣”。更热的地方甚至可以不穿。肚子饿了，香蕉等野生水果，什么都可以吃。吃饱了以后躺下睡觉，醒来以后从在那里静静的寻思，想些神秘难解的问题。所以印度哲学的发展，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很大。
希腊的哲学思想，也很发达。我们讲到文化史时，心目中对希腊这个地方，充满景仰之心。如果到了那里一看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只是一个比较苦寒的地方。这种苦寒的地方，人生的问题也多，譬如一个人遭遇到了困难，会想到自己为什么这样命苦？再想命苦是什么原因？这样慢慢想下去，哲学总问题就出来了。
这两个地方，哲学思想那么高，他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富强的大国？那就是文质不相称的必然现象。
我们再看西文的文化，像罗马，无论雕刻、建筑等等都很高明，但是他的文化在文学境界、艺术境界到达了最高峰的时候，就开始衰落了。这差不多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道理。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家、民族、文化、政治、历史是一体的、整体的。全世界也只有我们中国是如此。这就要注意，文化历史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有如此深厚。只有中国不受这个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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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代兴衰的趋势
回转过来看中国每一个朝代文与质的问题。我们提过夏尚质，殷尚忠，周尚文，这三代各有不同。夏禹时代开始建立一个大的农业国家，一切都是质直的、朴素的。到了殷进的时候，人还是很老实，但是宗教色彩比较浓厚。我们文化整体的建立完成在周代，因为周尚文。但是周朝的文化，仍是根据夏商文化损益而成，是文化传统的总汇。
后来历史的演变，一代一代看得很清楚。
秦纪太短，等于是战国时代的余波，不去谈它。到了汉朝的建立，四百年刘家政权，早期也非常质朴，慢慢国家社会安定了，文风就开始兴盛了。到东汉时文风特别盛，历史的趋势也走下坡路了。
汉以后是魏晋南北朝，我们知道魏晋以曹操为宗祖。如果说到文学的境界与质作比较：魏恶的文风，包括了哲学思想，实在是了不起。第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曹操，他们父子三人在文学发展史上贡献非常大，的确是第一流的文人，所以影响整个魏晋时代的文风都很盛，但缺乏尚忠的质朴。一直到南北朝，这几百年都很乱，不是没有文，而是没有质朴的气息。
后来唐代统一了天下，他们李家的血统中，有西北边陲民族的血液，氢唐代开国之初，文风也好，政治风气也好，社会风气也好，非常朴实。我们今天讲中国文化的诗，都推崇唐诗为代表，别代的诗虽然都很好，为什么不足以代表，而推崇到唐诗？说起来好像唐诗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外歌颂月亮好，花开得好，风吹得舒服，风花雪月而已。可是唐代的诗，咏颂风花雪月，就是有那股质朴的美。到了中唐和晚唐的时期，文风越来越盛，而民族的质朴、粗野与宏伟的气魄衰落了，没有了。
经历了五代，到了宋太祖统一中国，一开始文风非常发达。讲文学、证明学问，谁提倡的？就是他俩兄弟。在马上二十年，手不释卷，一边打仗，还爱读书。乃至于带部队去前方打仗的时候，后面几十匹马跟着驮的也是书。我们读历史到这里，问题就来了。我们看到有宋立国的天子，是军事家而兼文人，以致宋代的统一，只统一了一半，北方幽燕十六州根本就没有统一过。因为宋太祖是军人，上过战场，打过仗，晓得战争的可怕。同时他又是爱好读书的学者，不愿意打仗。再者，也觉得没有把握。所以宋代一开国，等于是半个中国。而宋代 文风非常盛，开国的气魄则始终不像汉、唐那样壮观。
再下来，元朝不必谈了，八十年匆匆而过。到了明朝三百年来继承宋朝文学，学术的气势、格局就不大。我们要注意，在元朝以前的西方人，哪里知道有今天，那时他们根本还落后得很。所以当时在中国做过官的意大利马可波罗，回去写了一篇游记，报道中国的文化。欧洲人看了根本还不相信，认为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美丽的天堂。到了明朝中叶以后，西方文化才抬头，所谓西方文艺复兴，就是这个阶段。
至于清朝，我们推开民族问题不谈，在前一百五十年中，的确是文与质都很可观的。从这些历史上看，我们了解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建立，文质两方面万万不能有所偏废。
再回到现代，今日整个世界，危机很重。而且还不是政治、军事这些因素，乃是没有文化了。尤其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整个世界，经济失调，又导致文化衰乱，这是很严重的。目前世界各国，经济上都有赤字，只有德国例外。研究结果，二十多年来，世界各国，受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棗“消费刺激生产”的影响，大家吃亏很大，像英国人连糖都吃不起了。一种思想，一种学说，对世界人类社会的影响，就有这样严重。美国这几年来所以通货如此膨胀，就是一直运用凯恩斯经济思想的结果。现在晓得后果不佳，已经没有办法了，短时间之内无法纠正。德国之所以能立于不败，就是经济恐慌后没有死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，而用古典的经济思想，也就是中国人 “省吃俭用，量入为出”的思想。很简单，“生之者众，用之者寡。”自然经济稳固。证明用古老的思想对了，这就是时代的考验，这都是学说文化，我们不要把它分割，认为这是经济学，与孔孟之学有什么相干？总之，文化是整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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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失落的病态
子曰：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。难矣哉！
社会到了乱的时候，就容易犯这个毛病。大家一起，讲起话来，没有什么内容，无正事可谈，谈闲话，讲些不相干的话，没有真正的人生观，现今社会上这一类的一人不少，娱乐场所更多了。大家如此，社会精神已经瘫痪，没有文化精神了。可是更严重的是“好行小慧”，喜欢使用小聪明，厉害得很，目前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全世界到处都是“好行小慧”，盛行使用不聪明，孔子只有摇头了：“难矣哉！”叹口气，到了这个样子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？在明末清初顾亭林就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，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”。北方的知识分子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”北方的知识分子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”。北方的知识分子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”现在的一般青年，进入社会之后，慢慢地就染上这个习性。不是无所用心，他们所用的心，就是孔子这句话“好行小慧”，使小聪明，没有从大学问、大聪明上着眼。这是时代的悲哀，社会的病态。
子曰：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
这是对上面几段话的引伸。孔子说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了，要重视自己人生的责任，注意义、礼、孙、信这四个字。本质上要有义。这里的义，一是孟子的观念棗义者宜也，也就是适宜、合宜。二是传统的仁义棗人格标准。三是指“词章之学”、“记闻之学”之外的“义理之学”。棗现代所谓哲学的、科学的也是义理之学，都是探讨人生最高道理棗真理。“君子义以为质”的“义”，同时也就是义理的义，用它作为本质。表达在外面的行为是礼，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行为。孙就是逊，态度上非常谦虚，不自满，自信而信人。具备了这四个条件，就是君子之行，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。合于一个模范人格的标准，绝不是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。”可比。如果做不到这样，专在小聪明上玩弄，那就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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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古人物论
孔子说上古时候的人，有三点毛病，是社会的病态，也是人类的病态。但到了现在，也许这三项毛病，都变得更坏、更糟糕了。有 一幅画来作比喻，古人的画画得这么好，但其中还有三个缺点；不过现在的艺术家，比起古人那么缺点来更差了，还够不上古人认为是缺点的那个水准，也就是说古人认为是缺点的，比现在认为优点的还要更好得多了。下面孔子说讲了这三个缺点：古代的人狂，这个狂在古代并不一定是坏事，不是现代观念的狂，现代对神经病、精神病叫做狂，那就糟了。古代的狂就是不在乎的味道，但是有一个限度的。孔子说，古代的狂不过放肆了一点，不大受规范，现原人糟糕了，狂的人则荡，像乱滚的水一样，兴波作浪。古代的矜，比较自满自傲，但有一个好处，因为自己要骄傲，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，于是比较廉洁自守，人格站得很稳；现在骄傲自矜的人，对任何人任何事都看不惯，而有一种忿怒暴戾之气。古代比较笨的老实人，还是很直爽的；现在更糟了，已经没有直爽的老实人，而社会上那些笨的人都是假装的笨人，只是一种狡诈的伎俩而已。
这是孔子当时的感叹，事实上我们知道，这三点等于是观察人的六个大原则。我们读到这种地方，要特别注意，这是对于一个人的看法。很多人都讲究看相，这就是“相法”，不过这个“相法”不是看五官和掌纹，而是看神态，看他的作人做事，就看出来了。当领导别人，或与人交往的时候，部下同事狂一点没有关系，有时还蛮欣赏其狂，就怕不够狂，有本事不妨狂一点。如果是狂而荡，就问题严重了，狂到不守信诺，乃至把公家的钞票用光了，对什么事情都乱来，就要不得。有才的人多半狂，爱才就要懂得欣赏其狂，不要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，自己不喜欢的，不必要求别人也这样做，但是要提防了 ，不可失诸荡，这个狂就是人才。自我傲慢，有个性就是矜。自矜值得欣赏，一个人没有个性，不傲慢就是没有味道，每个人都有了独立的个性，但有适当限度。假使傲慢而变成愤戾之气，到处怨恨，没有一个人，一件事使他满意，即使他单独自处，也会跟自己过不去的，那就是过于愤戾，这很不好。愚、老实没有关系，可不要故意玩老实，伪装老实，所谓“貌似忠厚，心存奸诈。”那就大成问题了。这狂、矜、愚三条，有相对的六点，外在是观察别人，内在是反观自己修养的准则，都要注意的。
孔子说凡是玩嘴巴的，比上面那几种情形，更有问题，简直不可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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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往开来
孟庄子是古代的世家，鲁国世袭的大夫，姓仲学，名速，他的父亲孟献子。孔子当时说，孟庄子可真是一个孝子，他对于父母的孝行来说，其他人一般人都做得到（像我有一个朋友，六十几岁了，也是白发苍苍，事业很大，工作忙得很，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父，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亲吃饭，否则他父亲就吃不下饭，有时父亲还骂他，甚至用手杖打他，他赶紧跪焉 给父亲打，但这些孝行还不算太难）。孔子说，最难做得到的，是孟庄子承继主们以后，对于他父亲原来用的这班老干部，并不改变，同他父亲一样待他们，没有变更，而且对于父亲的政策，继续执行。这两句话实在道理很多。历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态，秦汉以前的宗法社会与秦汉以后又不同，与现在更不同，现在社会假使和古代一样，那就糟了。现在是工商社会科学时代。春秋战国不但是农业社会，而且不保留浓厚的宗法社会形态，非常保守的，那时是敬老尊贤，重视前人的经验。将来是不是人类整个文化会走回头路？这很难说，看历史的演变，说不定会走回头路。这是第一点。
严格研究孝道，这中间也有些问题，如果我们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是狭义的教子，那就不会有人去革命了，大家都去当孝子，这个社会还是不会有进步的。所以孝与不孝之间，存在着问题。后来发展到孝与忠是相关连的，但后来又变成忠于一人、忠于一事的狭义的忠实际上讲孝道，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那本《孝经》，其中说到孝道的精神，就是西方文化的爱，爱要扩充到爱天下人，就是大孝于天下，后世所提倡的忠，就是孝的发挥。因此唐宋之后，有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间”这句名言。一个人对父母家庭有真感情，他如出来为天下国家献身，就一定真有责任感。古代的“忠”，现在的名称就是一个大的责任感，不过这两个词句作一比较，我认为还是中国古代的“忠”更好，因为“责任”只是法治的观念，而法治观念产生的流弊，就是会在我们的思想上产生有价值没有价值的问题，如果没有价值又何必尽这个责任？中国古代的文化则不谈价值的问题，只有情义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孔子讲孟子的孝道“其不改你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是说他能大孝于天下，继父亲善良政治的成规，是难得的。这是第二点。
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，这个“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”有什么难呢？其实非常难，也许我们大家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，体会不到，假使有这样的家庭就可以体会到，往往对于老一辈的干部不会用。中国有句话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我们讲历史一个故事就要以看出来：
以前提过汉文帝到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。汉文帝进不了营门；周亚夫出迎，以甲胄之士不便跪拜，拱手为礼，军容严肃，文帝赞他的军队最好，重用他。但是后业景帝时，周亚夫还是被逼死。为什么杀他呢？汉景帝讲了一句话，批评周亚夫 为“此人鞅鞅，非少主臣。”这时景帝就决定要杀了他。他也认为周亚夫绝对是忠臣，但只忠于我景帝、忠于国家，可是我年纪已大，将要死了，儿子年纪还上，上来当皇帝，他心里就不会服气、不痛快了。
我们读历史，看到了很多事，所以有人看通了，一辈子都不愿出来做事（但现在民主时代当然不同）。像这些帝王处理这些事情，如果只以古代宗法社会的体制来说，则有他的道理。
再说唐太宗与徐世绩的故事。徐世绩和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，战功之多，武功之高，都是了不起的。唐太宗将死的时候，第一个决定，马上发表徐世绩去边远地区戌守边疆，等于一个总司令降焉当一个团管区司令。唐太宗并且告诉他的儿子高宗，注意这道命令送达一，徐世绩是怎样起程动身的。可是徐世绩到底是年轻时和唐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，也很高明，深懂唐太宗。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，一接到命令，连家里都不回去，立即就去边疆报到。别人把这情形报告以后，唐太宗放心了，知道他将来会听高宗的。
假使徐世绩有犹豫或不愉快的表现，恐怕也要被杀了。这件事足见唐太宗的英明。也好在是出于唐太宗的手上，因为他的好处太多了，就把这种玩手段的事忘了，如说出在秦始皇这类人手上，一定给世人骂惨了。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，所谓“功高震主”。
其实社会人情都是一样，岂但是政治？对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时，对方会受不了，对朋友热心帮忙，如果过分得干涉到他的事务，必会遭反感，所以人生就是政治，政治也是人生。看多了，就知道“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”的确很难。所以这几句书表面上很简单，却是真学问，要好学、要深思，用头脑从人生中去体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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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、经济、文化
有一次孔子又到卫国去，他的学生冉有跟着去服务，到了卫国一看，政治很清明，社会进步了，繁荣起来了。于是孔子说，好呀！好繁荣呀！冉有就问，像这样繁荣了，再进一步该怎样做？孔子说，使社会繁荣，是为政的原则。繁荣了还不算，还要使国民经济基础稳固，人人富有。冉有又问，社会繁荣了，国民收也提高了，那么再进一步又该做甚么呢？孔子说，那就是文化与教育了。仅是繁荣了，如不加上文化教育，这个社会，这个国家民族，会堕落、沉沦的，这时很严重的。繁荣、富有、文化教育，是政治发展的三阶段。
孔子感叹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实行。他说，假定真正有人相信我，“期月而已可也”，期间就差不多了。如果照我的政治理想去做，三年的时间，这个国家就有大成果，可以变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。
接着孔子引用古人的话，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”孔子认为这两句话的确说得不错，真有道理！
这是连接上面政治发展三个阶段：繁荣、富强、文化教育的振兴一直下来的。讲到繁荣与富强，我们想到现代的情况，像全世界都在谈发展观光，观光就是社会繁荣的前奏。现在这样，过去历史也是这样。所谓观光，不免要连带有许多对社会风气不好的事，中国如此，世界各国也如此。
试举一个例子：曾国藩打垮了太平天国，收复南京之初，当然，南京在兵乱之后，经济非常衰落，老百姓非常困基。曾国藩第一步工作，就是恢复秦淮河的游乐事业，歌台舞榭，什么特种营业都有。这些一恢复，经济的复兴就业了。经济的原理，有如美国人一句话，世界上最大的本事，就是把你口袋里的钱，放到我的口袋里来。读了几年经济学，不如这句话实在、实用、有道理。好逸恶劳是人的常情，要使有钱的人，把钱花到南京来，当然最好就是发展娱乐。曾国藩不但第一步恢复了秦淮河的游乐事业，而且像他生活那样严肃的人，为了繁荣地方，听部下的建议，自己还到秦淮河去逛逛，以示提倡。曾国藩为了使南京地方的经济复苏，先恢复秦淮河的繁荣，这是一个史实。
然后就是管子的政治道理：“他廪实然后知荣辱，衣食足然后礼义兴。”最后是文化教育，真正的文化教育。古代中国政治，为王道的道德政治；后来讲事功，是来自霸道的思想，不是王道。王道政治的代表，在三代以下是周朝。经过好几百年，祖孙几代的努力，他的文化风气才养成。所以周朝的政权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就有那么久远，乃至变成中国文化的渊源。这就是所谓“善人为邦百年”，急进是不行的。一个理想的政治风气，最后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，不是简单的。但这种不以事功取胜，以道德为先，才可胜残止的心理。但是一个社会、国家，要达到这个程序，必须有百年的教育，百年的文化，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完成，要经过三、四世才行（一世三十年）。孔子年纪大了以后，有了丰富的经验，所以这两句，说得非常切实。换句话说，文化历史的成果，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，起码要百反年，好几代才能帮得到。所以急求事功，往往没有好的结果。因此接下来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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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德须加累积成
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
对于王道仁政的推行，孔子在这里，再作一个原则性的定论。他说要实行王道的 仁政，亲眼看见成功，是很难做得到的。必须要加以时间的培养，隔世或隔代的努力；有了安定的社会基础，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，然后才能 “世而后仁”。我们看历史，先不和王道不王道，每一个朝代真正的安定，都要开国以来百把年的根基才行。从近代史来说，就看清朝一代，他们由孤儿寡妇带了三百尢人入关，统治了四万万人，经过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百年来的努力，才开始有真正的安定。像“百满乾坤福满门”，描写当时国家、社会的安定现象，实在也是得来不易 。可是在乾隆和末朝就又开始变了，马上又走下坡。再回溯上去看明代、宋代、唐代，甚至汉代，都是如此。每个朝代开始，社会在大变乱之后，真正过安定生活上轨道，大体上都要百年时间。当然恢复很容易，长治久安比较难。所以那年去日本开中日文化会议，我曾面对他们的国会议员、大学校长、教授们说，“我到了日本，看见东京的繁荣，日本朋友问我有什么感想。我说：‘这并没有什么稀奇，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，安定下来，二十年时间，谁都做得到。但你们日本人要知道，日本今日的繁荣，是中国人三千万军民的血汗所施予的。我说世界上两件东西最可怕：一是刀，一是钱。过去你们军国主义，把刀磨快了想统治全世界，后果怎样你们已经知道了。现在你们有了钱了，又想买通世界，这种思想将来所得的后果，一样可怕……’”。
闲话少说，再回到正题，我们要注意“必世而后仁”这句话，经过一世，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。例如一人家庭，为了培养一个孩子，希望后代优秀，也要“必世而后仁”。培养自己的孩子，希望自己的儿女有所成，还不大可靠；儿女如果照你的教育，再教育下去，到孙子这一代，才有希望。相反的“世而后败”，试看社会上富豪之家，也几乎没有超过三代的殊荣。做父母的很辛苦，白手成家；第二代做儿子的虽然不太过分，总比老子地花钱；到孙子一代出手可大 了，完全是纫绔子弟的作风，甚至有些马上败掉了；因此轮到第四代曾孙在闹穷。穷了又再俭省成家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永远像一人轮子在转。
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的儿女，再好也有问题存在。主要的，他们在此时此时长大，安安定定，由小学读到大学，父兄尽管穷，他们的学费和零用钱总有得的，他们哪里真能晓得世事艰难？所以说要在痛苦的环境中施予教育，必要置之死地而一生，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、社会、国家、民族的重要，将来也许他会有远大的成就。由此理扩而充之，讲到国家天下，使它合于王道仁政的原则，“必世而后仁”，这是不易的定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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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政典范论：五美
“惠而不费”在从政的时候很容易做到。民间有句古谚：“身在公门好修行 ”。做公务员有时很容易做好事，往往一件事，一人案子决定了。坐在办公桌上想出来的一个建议，一个办法，经上面决定以后实行起来，影响之大是不可想象的。所以最高明的从政者，经常有种机会，给别人很好的利益，大家获得福利，而 对自己没有什么牺牲损害。但是有的人，对这一类的事，往往不干，譬如有一个人来办事，或请求什么，而有些公务人员连多讲一句话，指导人家一下都不干，致使许多人埋怨，结果这些埋怨都归到领导人的身上。所以为政之道，许多“惠而不费”的事，做了多好！可是有时候还做不到。交朋友也一样，我们常常发现帮忙朋友一件事，是“惠而不费”，可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话“多管闲事，多吃屁。”其实管闲事又何妨？朋友之间，“惠而不费”的事情该多做，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情，随时做得到，又岂止为政 ！
最难的是“劳而不怨”。大家常说，做事要任怨，经验告诉我们任劳易，任怨难，多做点事累一点没有关系，做了事还挨骂，这就吃不消了。但做一件事，一做上就要准备挨骂，“劳而不怨”，我觉得难在任怨。
“欲而不贪”这句话很有道理，人要做到绝对清廉，可能要求自己，不必苛求任何一个人。人生有本能的欲望，欲则可以，不可过分的贪求。中国文化，儒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都主张大公，但也都容许部分私心的存在。
“泰而不骄”是指在态度方面、心境方面，胸襟更宽大，不骄傲。
“威而不猛”，对人要有威，威冻是凶狠，一上人的修养，真有威德，人家看见自然会害怕，这是威，而别的人害怕，并不是恐惧，是一种敬畏、敬重之意。如果“威”得使人真的恐惧，就是猛了。我们看历史上许多人，一犯猛的毛病，没有不失败的。
这五美包括了为政和作人处世的原则，我们自己对五美作了解释以后，看孔子的解释，孔子说：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”这等于现在的民主政治，就老百姓所需要的 ，所要求的福利而利之，就这是惠而不费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“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”同样的使用劳力，驿老百姓利益有关的事而劳动老百姓，就不会有人怨恨。“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”所要求的是仁而得到了仁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贪念？所要求的正当本分，而达到 了目的，就没有分外之贪。
“君子无众寡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”君子之人处在任何环境当中没有多与少的欢，如待遇的多少、利益的高低等等观念，也没有什么职位大小的观念，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轻慢，一件小事情，往往用全力。一件事情到了手上，不管小事大事，不要以为容易，如果以为容易往往出毛病，这就是说怎样可以做到泰而不骄。下面讲到态度：“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这还是就外形论，关内在的意义，我们说过了。现在根据文字表面来说，一个人衣冠端正，礼貌威仪都到了，别人远方是远瞻或近看，各人都生敬畏之心，这就是威而不猛的道理。
但问题是以上五美，做起来很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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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恶
对于五美，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以及孔子本身的解释都了解了，下面是孔子解释四恶：
“不教而杀谓之虐”，对于部下，对学生都是如此，如果没有教导他，他做错了，我们要自己负责。人并不一定对任何事情都有经验，而教了以后，改不过来，才可以处罚他。“不戒视成谓之暴”，这个“戒”就是告诫。对部下事前 不告诫他，到时候，又要他拿出成果来，要求太高，不合情理，不可以，这就是非常要不得的事。“慢令致期谓之贼”，对于法规、命令，处以轻慢的态度，不在乎。“慢令”就是现在所谓玩弄法令。“慢令致期”，自己玩弄法令，而希望别人达到目的，完成任务，符合你的期望，这就是贼。“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，谓之有司。”为政之道，一切事情都要想到，我所需要的 ，别人也需要，假使一件事临到我身上，我会很不愿意，临到别人身上也是一样，这是“犹与人也”，比之自己与人家相同。“出纳之吝”棗为政与经济分开来用，这个分寸，各有专门负责的人，该用则用，该省则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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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至三知的结论
上面是孔了答复子张的五美四恶，下面是全部《论语》二十篇的结论了。
子曰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不知礼，无以立也。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
古代中国人讲三理，本来三理的“理”是礼，中国文化有三礼，即“周礼、礼记、仪礼”为三礼。宋明以后又有三理的说法，读书人 必须懂三理，是“医理、命理、地理（堪舆）”，这是由孝道的观念来的。知识分子要懂得这三理，因为父母病了，自己要懂得照顾，这就要懂医理。“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”，要懂算命。父母这年有问题，为儿女的要特别小心。万一出了事，要找个好风水，就得懂地理。
因此有一位朋友精于算命的引用这句话，说孔子主张知识分了必须懂得算命，实际上孔子这句话，并没有提到算命，孔子的时候，还没有用八字来算命的事。
孔子所讲的命，其真正意义，指宇宙的某一法则，人事、物理、历史的命运，时间空间加起来，形成这一股力量的时候，人对它没有办法转变，这就是命。现在我们称它为“时代的趋势”。势在那里的时候，像汽车那股动的力量还没有完，没有办法停止，历史时代有它的前因后果，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会形成这样？所以这个“命”就很难讲。就现代来说，我们的八字早已算好了，不过不是生辰八字，而是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忧患”八个字。孔子这里说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个人不知道时代的趋势，对于环境没有了解，不能有前知之明，无法为君子。
“不知礼，无以立也。”这个礼包括了文化，以前我们再三的解释过了，不多说了，简单说，一切礼义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道理、人生道理要懂得，假使不懂，就无法站立在这人世间，就永远跟着环境转，自己没有办法特立独行。
“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照文字解释，不知道说话，无法作 >人。人怎会不知言？各人都会说话，这个“言”就代表言语文化，比如古人先贤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不能深切真正了解，就无法作人处世。如《论语》，是孔子的人生经验，告诉了我们，不懂，就不知怎样作人做事。
这一节书到此结束了，就是自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”开始，全部《论语》二十篇连起来，都是学问，学问不是知识，不是文字，学问是拿人生修养来体验，随时随地一学习，才能达到“知命”而“自立”的境界。这样，才能算是“知言”，才不是白读了《论语》。我认为《论语》的精神大致是如此。对与不对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的学识止于如此，如果明天更有深造，那又另作别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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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乡党》的歇后语
有一个笑话，以前有一个老迂夫子，认为一个人只要做到《论语》里面一、两句话，就终身受用无穷。当下就有一个年轻人说，我就做到了两句，老夫子马上改容相敬，立刻请教他做到了哪两句，年轻人说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我完全照做了。这只是一个笑话。这些生活上的描写，都放在《乡党篇》中，审说孔子的生活习惯，代表了他的学问的精神，表示他的言行一致，这是《乡党篇》的第一个观念，而第二个观念，在以前看不出这篇的道理，现在我们看到年轻人，穿衣服不会穿，讲话不会讲，吃东西不会吃，走路也不会走，才知道《乡党》这一篇，把孔子的生活形态记下来，的确有道理。还有第三点，我们可以看到 的，孔子是讲仁、讲孝、讲忠的，这也就反映也春秋战国时代，社会的人心太坏了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的人太多。同样的一个道理来看《乡党》，为什么把孔子的生活形态，记载得这么多？就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现在一样，生活的礼仪不知道，有学问的不一定处得合适，待人处世之间，什么立场应该什么态度？应该怎样说话？都不知道。就是现在，一般人以为美国人生活形态很随便，其实他们的上流社会、领导阶层，还端端正正的打领带，服装整齐，不是非常讲礼。所以真正的学问，还是要自己用智慧去发掘。
总之：万事都从作人开始，一个人生，无论做什么事业棗做官、经商、做学者、做平民、都是要做人。事业的升沉成败，各有变化不同。但无论如何，总要做人。《乡党》一篇，记载孔子如何做人。后世的人们，敬重他的成就便尊称他所谓“圣人”。人人都可成圣，只看自己如何做到圣地的成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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